五代以前，兵和农是合在一起的，兵农不分。五代以后，征兵改成了招兵。招来的兵是什么兵？就是社会闲杂人员，没饭吃了，招来当兵了。赵匡胤还对臣子说：你看我的征兵制度好，只要天下一闹灾，我就扩军，招来好多饥民，他们就不搞动乱了。宋代没有什么大的社会动乱，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宋代军队变乱是不少的。这些士兵没有尊严，士兵脸上刻上字，黥上字，像对待犯人一样，防备你逃跑。所以从五代就开始有了这种说法“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军人没有了自尊，无所不为，打不了仗，骚扰起老百姓来，招却多得很。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军队成为一个对社会稳定有着破坏力的、特殊的游民群体。
在社会大变动中有的游民成为开国的帝王将相，这多有刺激性。不仅人们争传这种“美事”，而且在传播中引起其他阶层人的羡慕。正像写到美国淘金的《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女人的故事》一样，虽然大多数人没有去，但他们也爱听，也爱看这一类故事。这类故事也在刺激着许多人的神经，影响着他们的思想意识。这些听众或观众中就会产生许多“不逞之徒”。
为了刺激下层民众渴望变动的欲望，满足人们猎奇的心态，江湖艺人把本来不是游民的故事也要改造成为游民的故事。例如隋唐的故事中程咬金、秦琼、徐茂公都是富贵人家出身，秦琼和程咬金本来是北魏六镇的军事贵族，徐茂公是大财主。按《资治通鉴》演绎的明代刊刻的《隋唐志传》《大唐秦王词话》《唐书志传》等作品，还保留着这些人的真实身份，因为最早的以隋唐故事创作的小说基本上是《资治通鉴》的改写，跟历史原貌差不太多。到了明清之际，有《隋史遗文》《隋唐演义》《说唐》的出现，这个故事便从演绎历史变成了歌颂秦叔宝、程咬金、单雄信等人的英雄传奇了。此时把秦叔宝、程咬金、徐茂公这些人写成与说书人差不太多的身份了，如卖私盐的、捕快、游方道士等。这些故事的演说就会在老百姓心中激起了一种模仿的冲动，如果故事中的他们是贵族富豪就会降低老百姓模仿的冲动。辗转在生死线上的游民感觉到只有像他们一样才能在社会中生存下去，争夺到好的前途。许多其他阶层的人们也会从这些人物的故事中看到发达的希望，因此它们影响的覆盖面极大。
田炳信：游民文化一直到现在对社会变化的负面影响是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单位冲击很大，游民文化在这里是扩张了，扩散了，还是缩小了？
王学泰：现代的单位人与过去的宗法人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单位与宗法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它不是靠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而是靠职业的分工。工厂里就得有干部，技术人员，工人。对不对？它毕竟不是宗法制，现在单位解体，许多人开始面对社会，但他们与宗法社会中的脱序人要变成游民的情况是不大相同的。
第一个不同就是，现在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过去从社会组织上是宗法的，从经济生产上是小农耕作的自然经济。虽然现在我们没有完全走出农耕社会，但是处在社会转型期，正在向工商社会转型。在向工商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生产的广度和深度的扩展就能够容纳大批的从单位里游离出来的人。社会容纳力是过去没法比拟的。
第二点，过去的游民进入城镇，可以从工商业中找到一些谋生的位置，但这是不稳定的，因为这时的城市是封建政治的中心，不能形成市民社会，工商业如果不依附国家和权贵是得不到充分保障的。游民也很难变成在城市中有合法收入、有固定居处、生活稳定的居民。因此他们暂时生存下来了，但其游民心态和游民意识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一有风吹草动，他们的暂时的稳定最容易受到破坏，他们也最容易被裹胁入社会动乱之中。现在不同了，我们社会转型的目标从经济类型上说是工商社会，从社会组织类型上说是契约社会。单位人脱离单位后，他仍然是公民，他有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没有工作时期，社会要向他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即使他不是本城市原住民，如果通过合法手续在这个城市中谋得了一个位置，他也会受到相应法律的保护。这样使他较少地产生过去游民的心态。
第三点，古代关于社会组织和社会控制的思想比较贫乏。那时的政治家、思想家遇到游民问题，所提出的办法就是“驱游民”，也就是把游民再赶回土地。实际这是不可能的。他为什么出来？就是因为土地容纳不下他了才出来的。当然，古代土地比现在宽广，人口也比现在少，少量的能回去。时代不同了，经济背景不同，现在社会学家想出许多对策，如发展小城镇，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刺激工业产品的消费，扩大对外贸易等等。
关键是实现工商社会和法制社会的建设，把从单位流离出来的人们变成适应现代社会，并享有充分社会保障的社会人。再进一步成为懂得权利与义务的公民，这样才能求得社会的长期稳定。如果脱离了原单位者老是处在游民状态中（权利没有保障），那么社会动乱就不可避免。过去的游民阶层，是中国一治一乱的基础。人口激增，宗法网络和小农经济被破坏，游民增加，或有天灾人祸，以游民为领导和中坚力量的“农民起义”就会爆发了，成为改朝换代的动力。通过几十年的战乱，人口大量减少，每个家庭又能有一小块土地了，于是重建小农经济、重建宗法，开始了一个新的朝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就是这种一治一乱的生动描绘。
这些经济、社会、思想的变化对于游民文化的泛滥都是有抑制作用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现代也存在着有利于游民文化播散的一面。游民文化的进击精神，它的极端主义和不择手段的非规范性很长时间都被当做革命的意识形态，受到推崇。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自然比社会平稳发展期要加剧，而且由于一些政策上的原因贫富两极分化较为严重，这些都是利于游民文化散播的温床。这是应该引起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们关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