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丑陋的中国人”这个词组虽有轰动效应，但太刺激了。几十年来，我们的耳膜在听到“中国人”三个字时已经习惯了与“伟大”“光荣”“勇敢”“勤劳”等一类褒扬词汇相连接，柏杨突然把“中国人”与“丑陋”连在一起，真是岂有此理，胆大妄为。这本书还未面世，只是书目一出，已经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了。不管读过和没读过《丑陋的中国人》，只要自命为爱国者的人们都要对它表示气愤，表示唾弃。因此书一问世，很快就在社会上形成一股不大不小的风波，影响远远超越了文学界。
其实，《丑陋的中国人》只是柏杨的往昔杂文作品的选集。该书共三十篇，分别从柏杨七八十年代杂文作品集中选出，其中《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与酱缸》《人生文学与历史》三篇系根据柏杨在美国几次讲演整理而成。这本书中对传统文化的黑暗面和国民性弱点的揭露与批判不仅在柏杨早年创作的小说杂文中反复出现，而且远在清末民初，梁启超、鲁迅等人的著作里也早已非常关注这些问题了。国家民族在危难时期，许多了解和熟悉了外来文化的知识人都作过这方面的思考。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怪圈，八十年前就引起深思和讨论的问题，八十年后，经历了社会种种变迁之后，有人发现我们的长进不大，有些地方又添了新的毛病时，他把这些说出来、写出来，意在引起疗救者的关注，不料，反而挨了一闷棍，这是梁启超、鲁迅都没有遇到的。海峡两岸主流意见这次很一致，都认为《丑陋的中国人》大逆不道，诋毁同胞，扰乱民心，误导大众，居心叵测。公刘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柏杨先生早已去了美国，台湾也罢，大陆也罢，都是拿他无可奈何的；因之，这个十分有趣的政治现象，除了不幸证明了大陆上的某些人和台湾的某些人，原来共着一种心理状态，在这方面，倒的确不愧是‘龙的传人’。”（《丑陋的风波》）
实事求是地说，《丑陋的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黑暗面和国民性的揭露与批判大体上没有超越鲁迅。柏杨在美国与聂华苓谈话中承认受到过鲁迅的影响，主要是在小说方面。柏杨在大陆生活时读过鲁迅的小说，到了台湾，鲁迅作品被列为禁书，没有机会再读他的杂文。其实鲁迅小说、杂文只是文体不同，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后来柏杨曾对记者说，鲁迅的杂文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自己写的杂文是给一般民众看的，这是从另一个角度对鲁迅认同。
柏杨与鲁迅相同的地方很多：比如他们对于历史上的中国基本上是否定的，包括秦代以来的制度、思想、文化，以及许多不良习俗。对于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孔子也都持批判的态度。他们都认为几千年来中国人生活在苦难之中，腐败，混乱，战乱，杀戮，贫困，如影随形，陪伴人民几千年。人们长期生活在恐怖与惶惶不安之中。专制统治者不把人当人，社会上没有人，只有主子、奴隶、奴才。苦难与专制摧毁了人的尊严。他们都向往新的生活出现，希望中国人能过上人的生活。这是鲁迅与柏杨共同点。
他们之间不同的是：鲁迅更多的是从制度层面揭露专制统治的非人性及其在现代的延伸，认为这是造成苦难的根源，其批判是政治性的；柏杨主要是从文化上展示专制制度结出的恶果，历数它对华人灵魂的腐蚀，其批判多是伦理性的。柏杨希望通过文化变革使每个人生活得更好，更有尊严。总的说来，鲁迅立场激进，但立言曲折隐晦；柏杨立场温和，然而立言通俗、激烈，更多情绪化的言辞，很使那些对号入座的人不堪。
《丑陋的中国人》中着墨最多的是“酱缸”“酱缸文化”，这是对中国传统的惰性及其同化能力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