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点，人们受到影响后，往往容易触及当时的社会规范，触犯刑律，导致犯罪现象的升高。这三点都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存在一个有别于儒、释、道三家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的由来，是由于通俗文艺作品的广泛传播。
钱大昕所说的这种价值观，也就是这一类通俗文艺作品所反映的那种价值观，是哪些人的思想感受呢？过去的文学史家把这个一概说成是民间思想。
我就不太赞成这种观点，我觉得这种说法有点泛泛，也不准确。而且古代是宗法社会，那会儿民间的主要力量是宗法农民，而宗法农民长期地生活在宗法网络之中，有家长、有族长作为自己的代表，他们的性格是萎缩的。
因为宗法制度对于宗法社会中的人有两点作用，第一，它是保护的。第二，它是控制的。它保护你，你宗法人犯了法，官府首先不找他，而找族长，族长来找家长，有的小问题就在族里头解决了，处理了。
所以这种人长期地生活在这种社会中，他的个性是萎缩的。就钱大昕他所说的那种敢于向社会拼搏的这种思想意识，只能是脱离了宗法网络的人士才能有的，我把这批人称作游民。而通俗文艺作品中，有别于正统文化的思想情绪，很多都来自于游民文化。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说什么是游民，游民群体的形成。所谓的游民，就是由于各种原因从宗法网络中游离出来的人，我把这种现象叫做脱序，就脱离种族的社会秩序。游民虽然历代都有，但是游民能够形成群体，能够在城镇之间的流动却是始于宋代。
因为宋代的城市比较以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宋代以前的大城市，如长安、洛阳都是“城坊制”的。“城坊制”是什么样的？唐代，隋唐，它是大城套着小城，小城就是“坊”，大城就是“城”。长安有108“坊”，每个人都生在“坊”中，那个“坊”中有门，夜里都要关，所以说，游民进入城市后很难生存。但是到了宋代，城市结构发生了变化，从“城坊制”变成了“城”，就是跟我们现在的“街巷制”差不多。“街巷制”就使得商业繁荣起来了。
你看宋代的汴京啊，南宋的临安等等，那商业的繁荣程度我们现在都很难想象的。这样就说，游民脱离了宗法以后进入城市，他能够生存，而且在城市中逐渐地形成游民的群体。而且宋代工商业发展造就许多很繁荣的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娱乐业的需求，这些城市成为通俗文艺形成和发展的基地。
北宋的首都汴京和南宋首都临安的瓦舍里聚集着许多艺人，创造着许多种文艺形式以娱乐民众，这就是第一代江湖艺人。这种艺人并不仅仅在洛阳说，他在汴京说，在杭州说，有的还要去到外面去说，叫“打野”，还要“冲州撞府”，就是流浪于各个重要的城市之间。
有的还到民间去说。所以说这种艺人，他的身份，他的生活经历，他的思想意识，他的思想情绪等等，都跟我说的脱离了宗法的游民是很相近的，所以说第一代江湖艺人，他所创作的通俗文艺作品，就成为游民思想意识的载体。而通俗艺人到了汴京，到了临安，他要说什么故事才能抓住人呢？说牛郎、孟姜女这些故事吗？应该说这些故事大多数是比较平淡的，而宗法人的生活就更加平淡，所以实际上在那个时代真正有点传奇性的，用我们现在说有点冒险性的生活呢，应该是游民的生活。因为游民脱离了这种宗法网络之后他要自己面对生活，他就要冒许多的风险，所以说这些游民的故事才更有传奇性，才更能吸引城市人去听，也吸引那些生活在宗法网络中的人去听。所以说，他们最初创造的故事应该说有很多是跟他们游民的经历和游民的思想情绪密切相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