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前三十年对于古代文化评价不高，但那时频繁的政治运动却往往发难于古典文学或历史研究领域。这里举几个比较昭著的。如50年代初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50年代后期的批判“厚古薄今”，提倡“厚今薄古，古为今用”以及“拔白旗”“插红旗”（在文史研究领域最为激烈）；60年代批判忠王李秀成的“忠王不忠”和批判吴晗的京剧剧本《海瑞罢官》等等都与古典文学密切相关。这个时期每个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事与文史有关工作的知识人更是心怀惴惴，怕写文章、怕被人抓住小辫子、怕犯错误等，也给一些善于“成人之恶”的小人以绝好的出风头、攀高枝的机会。他们眼如雷达，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四处搜寻对象。于是在研究领域的批判、否定和空论日益增多，实事求是的研究日益减少。
廖先生说这一个时期是“知识分子三灾八难的年月”，一点不假。不会看风转舵、不趋时，总带着一些理想主义的知识人更容易动辄得咎，免不了要经历“挨整、挨批、受处分”的苦难，廖仲安也是这样。
近几十年的政治运动无不以改造思想、推动社会进步相标榜，但廖先生的感受是“运动、批判并没有使怀疑减少，而且往往更增多了怀疑”。可悲的是，文章可以少写或不写，但老师不能不讲课。讲课中如何评价作家、作品成为最敏感的问题。领导强调在这些问题上要“把好关口”。
当然这对于“无可无不可”、毫无学术良知的人好办，社会通行“宁左勿右”一套，只要把古人一概骂倒，这样安全系数最大（当然1970年代如果骂到秦始皇、法家头上结果也不美妙）。而廖仲安不能，他说“我们这些身临讲坛，在同学们十目所视下的教书人，不能不紧张地关注着校外的‘风’和校内的‘浪’”，更不能昧着良心胡说。那时有些学生在社会风气熏染下以革命自居，向党委校方举报告发老师“放毒”也是常有的事，做教师成了高危行业，不久文革就证明了这一点。廖仲安心里还是有一杆秤的，他尽量本着学术良知去做，这就不能不与外界环境发生冲撞。我们从《反刍集》许多文章中可见其内心的挣扎，比较典型的是20世纪60年代所写评价曹植、苏轼作品的文章和20世纪70年代写《水浒浅谈》。
评价作家和作品是敏感问题，那么评价苏轼及其作品就是敏感中的敏感。苏轼是“千古一人”，是位全能作家，诗词文都有大量的脍炙人口的作品传世；但他有个致命问题就是反对王安石新法。建国前谈论苏轼这不是问题，王安石被称为“抝相公”，其继承人是蔡京，新法祸国殃民几乎是公论，反新法是具有正面价值的。解放后，价值观变了，何况王安石变法又曾被列宁肯定称赞，于是王安石就成了政治正确的坐标。苏轼这一类反新法“元祐党”人，轻则被评为保守，重则斥为反动。过去评论诗词文学，往往不涉及作者的政治态度，政治归政治，文学归文学。严嵩、阮大铖的诗歌清新流利，照样有人赞美。解放后，意识形态主导，政治文化一体化，因此再评论苏氏文学作品时，政治态度就成了不能回避的问题。
于是廖仲安写了《论变法与苏氏作品评价的关系》力图解决这个问题，文章中在肯定了苏轼与新法无关的许多佳作之后，提出就是反新法的作品也要进行分析，他认为苏氏有些作品虽写于实施新法时期，但确实反映了人民苦难，表达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如《和子由蚕布》等；有些批评了新法，但确实反映的是现实，例如《吴中田妇叹》。另有一类则是“表面看来也有现实性，实际上完全是在顽固保守的政治思想支配下彻头彻尾歪曲现实的作品”。对于这些廖先生是完全否定的，举的例子是《山村即事》：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眼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