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提供许多证据说明李宗吾虽然处在“原生态”，但并非讲李宗吾只是昧于世界和中国大势的“乡曲之士”。他对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动向并不陌生。他的思考大多与当时思想界关注的问题有关。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疑古学派、科玄之争等社会运动和学术讨论中，李宗吾的著作中都有反映，而且是站在前沿的。
例如写在辛亥革命之前的《我对圣人的怀疑》中所表现的反传统、反专制、反孔、反皇权的思想与“五四时期”启蒙者思想家是很相似的：
中国的圣人，是专横极了，他莫有说过的话，后人不敢说，如果说出来，众人就说他是异端，就要攻击他。……学术上的黑幕，与政治上的黑幕，是一样的。圣人与君主，是一胎双生的，处处狼狈相依。圣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圣人就莫得那么尊崇；君主不仰仗圣人的学说，君主也莫得那么猖獗。于是君主把他的名号分给圣人，圣人就称起王来了；圣人把他的名号分给君主，君主也称起圣来了。君主钳制人民的行动，圣人钳制人民的思想。……中国的人民，收了受了数千年君主的摧残压迫，民意不能出现，无怪乎政治紊乱；中国的学者，受了数千年圣人的摧残压迫，思想不能独立，无怪乎学术消沉。因为学说有差误，政治才会黑暗，所以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
这一段把儒家思想与专制帝王的关系说透了。虽然这些想法可以在二十世纪初的报刊（如《国民报》《大陆》《越报》等）上听到一些类似的回响，但这些报刊不是办在海外，就是办在外国租界里，大多也在东南沿海，闭塞的四川未必能看到。应该说这些想法都是李宗吾从自己的头脑（他称作“囊”）中拿出来的，如探囊取物一般。怪哉！李宗吾！
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许多思想者认为四川学界比较保守。产生过廖季平、吴虞、李宗吾的地区怎么能说保守呢？
五、为什么“厚黑学”再度张扬
改革开放以来，“厚黑学”与李宗吾简直像金庸的武侠小说、琼瑶的言情小说一样火暴，成为地摊儿读物的主打。
为什么国人突然对“厚黑学”和“李宗吾”释放出那么大兴趣？我想，最初可能出于好奇，封锁了几十年之后，人们对一切不同于主流的奇书怪书都有兴趣；人们读了《厚黑学》之后，想起往昔的鸡争鹅斗，颇有身边之事无不厚黑的感觉。因此有关“厚黑学”的书便进入畅销行列。
“厚黑学”说到底就是揭示人们在斗争中如何泯灭了一切良知、突破道德的设防、不按牌理出牌，从而取得胜利的。国人按照这个道理做了几十年，不明就里，突然有人用明确、简单的两个字概括出来了，其快可知；全民政治争斗时代过去了，争相发财的时代到来了，数以亿计的人们，人人有个发财梦，于是人们又想到了政治角逐中取胜的诀窍。于是人们目光又聚焦到“厚黑学”和李宗吾。这是“厚黑学”的第三次浪潮。
在思想领域，与欧洲注重本体研究不同，中国自古关注关系研究。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那个“际”就是边缘，两者的接合部，引申出两者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人群的关系，人群和人群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等等。因此对人们相处的谋略，自然有细密的思考，然而从不把它看做终极价值。历来都有些人用阴谋的眼光扫描一切，世间无不是阴谋充斥，于是他就要“厚黑”到底，实际上“阴谋论”的倡导者本身就是阴谋家。
其实现代的政治角逐或博弈与经济竞争中自有大道，绝不是一些小智慧、小智术可以应付的。至于所谓“谋略学”，明初宋濂就说这是“小夫蛇鼠之智”，终昧于“大道”。因此，“全书”“大全”一类等等指导人们在“官场”“职场”“人生”“办公室”，甚至是“爱情”“仙道”等领域如何“厚黑”的著作，大多与李宗吾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