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本来大、小传统问题是芝加哥学派提出来的，是台湾学者李亦园先生介绍到大陆的。大传统指的是城市文化传统，小传统指的就是墨西哥乡村古老的充满神秘趣味的玛雅文化和村社生活等等。后来我们国内讲大传统和小传统就把这个搬过来了。大传统指的是文人士大夫，小传统就是民间社会。
据我考察，中国民间宗法社会的思想跟文人士大夫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只是有点粗细、文野之分罢了。儒家文化本身就是在宗法社会中产生的，而民间就是广大的宗法社会、乡土社会。我觉得跟宗法社会的思想有点差别的反而是脱离了宗法社会的游民文化，这些游民文化不是根据什么理论创造出来的，是根据其生活经历和生活状态产生的一种自发的反映。这种想法不能称其为理论，但是表现了一种情绪和心态，这种情绪和心态反映在通俗文学作品中，比如说《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中，虽然它们经过传统文人的修饰和改编，但是其与主流社会不同之处仍然十分突出。比如说《水浒传》用故事形象展示“造反有理”的说法，这是主流社会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这种造反有理的说法在以前是没有的。《水浒传》中林冲的故事，解珍、解宝的故事全都是证明造反是合乎道理和情理的，这种思想是以前没有的。
《水浒传》中的独特的思想意识，展现在其所创造的一些话语之中，这些话语看来是个简单的词，实际上，它也负载着一定的思想意识在影响着受众。如“替天行道”这个词是“水浒”中独创的，以前没有。《太平经》里讲“天行道”“王者行道”之类的概念，从而成为道教传统。朱元璋夺取天下，因为出身比较低下，他在自己尊号上加了一个“开天行道”，表明自己无所依傍。从来没有讲替天行道的，这是“水浒”故事的一大创造。“替天行道”就把主动性放在造反者手中了。它是临界性的，进可以造反夺取天下，退可以辅佐帝王、支持帝王，帮助帝王行道。“替天行道”概念应该说是《水浒传》告诉老百姓的，是它交给下层社会的人们反抗统治者时可资利用的武器。后来底层人起来造反“替天行道”成为他们经常使用的一个旗号。当然土匪、割据者也常使用这个口号，总之一切反对现存秩序的人们都可以利用。
还有一些，比如说“好汉”，“不义之财，取之无碍”等词汇都带有一定的观念。这是《水浒传》通过故事告诉我们的。“智取生辰纲”的故事生动说明了“不义之财，取之无碍”。这在那个语境中完全正确，一旦这个词成为一种口号或理念的时候，就成为了强盗逻辑。“不义”是由谁决定的呢，不是由公众决定的，是由“取者”决定的，我抢你，你这个财就是“不义之财”。还有好汉这个词，好汉这个词虽然唐代已经用了，但是当时指的是念书好的人，像张柬之、狄仁杰都被称做好汉。等到《水浒传》出来了以后好汉的意思就变了，什么叫做好汉呢？好汉首先得勇武，第二得反主流，第三还要敢于反抗现行的法律，第四对正常人的社会也可能造成些骚扰。过去我们遇到一个劫匪都不知道怎么称呼它，但是《水浒传》出来了以后，我们得知可以恭维他为“好汉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