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对于游民我们很难有确切的统计。如果要从人口统计的绝对数字来说，肯定是清代末年游民最多，因为这时候面临着宗法解体，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侵入，使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很难维持。宗法制度是依托于小农经济的，所以宗法制度随小农制度的衰落而瓦解，导致了大批的宗法人的流动——包括上层的一些贵族家庭，一些年轻人也不愿意遵守宗法老旧的统治，他们也要流动起来了，像巴金的《家》《春》《秋》里面写的那些，他们游的方向一般都是上海、日本。
但底层的游民活跃的地区主要是小城镇，到这些小城镇出卖劳动力，也有的到大城市的，但是大城市的容量还是有限，像上海这些地方。因为中国工商业化的大城市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容纳量有限。游民数量激增带来许多问题，但是那时的处理方法很少。当时中国不统一，统治阶级很少有一致的想法来处理这些问题，有些好的想法（如梁启超的想法）也难付诸实施。想要搞革命的人，大多觉得游民是一种最好利用的力量（像阿Q 这样的人很容易被利用），想把这些人团聚起来，纳入革命的圈子，推翻旧的统治，这是一些革命者的想法。
梁启超的想法就是发展产业，使这些人有就业的机会，从无业变成有业，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解决社会的乱源之一的游民问题，中国也才能发展，这是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思考。
应该说过去的条件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施过“游民改造”（当时的游民定义主要指没有职业、没有收入和从事不正当职业的人——娼妓、乞丐），并在计划经济原则的指导下实施了社会改造，对社会基层组织重新编制。简单来说就是农村是集体化，城市单位化。把每个人都固定在一定位置上，形象的说法是每个人都是社会这台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这种组织形式短期内使得社会稳定、游民绝迹。其问题是：第一、这种组织形式是依托计划经济体制，某种程度上是妨碍了生产发展，再加上各种政治运动，导致1976年国民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所以为了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基本上摧毁了这种组织形式。第二，这种组织形式实现的是静态稳定，三十年后，中国人口翻了一番，这种体制不变也得变。改革也正是适应了这种“变”的要求。1978年以来的变化逐渐把农民和城市居民从过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农民从“集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包产到户。从人的解放过程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从生产的角度来说，的确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基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但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
城市改革的过程基本也如此，只是更困难一些。在实现向工商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许多企业垮台了；企业重组过程中，大量闲散人员出现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和城市闲散人员构成人数庞大的群体，仿佛像过去社会游民一样引起各个方面的关注。
应该看到既往社会的游民是浮游无根的一群，他们前途无望，挣扎在生死边缘，因而是一种反抗社会的力量，他们希望社会动乱，从而在动乱中改善自己的处境。统治阶级也拿不出有效的办法，解决游民问题。而当前是社会处于转型当中，工商社会发展必然要吸引农村和中小城市的劳动力到各种产业中来，特别是目前中国尚不发达的服务业正在等待大量劳动力的投入。因此经济越发展，社会转型越快，社会上“多余人员”各安其位则会越迅速地实现。
由农耕社会转向工商社会必然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控制体系，这就跟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不同。
这些控制体系应该是什么呢？总的来说就是法制社会，从个体所承担义务和享有权利来看则是公民社会。过去我们所处的是熟人社会（农村人是几辈子相熟，城市中每个单位也是数十年相熟），而现在所处则是陌生社会。熟人社会可以靠道德、舆论，单位靠惩罚制度来控制，那时单位的领导对下属人员享有绝对权力（文革时除外），一个人在外面乘车不排队，反映到你所在的单位都可能造成严重问题。农村也是如此。陌生社会靠什么来控制每个人员呢？方法很多，最根本则是法治。每个人都是社会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享有权利，遵守义务，遵守法律。我们现在已经是世界工厂了，进入工商社会已经是确切无疑的事实了。但在社会控制体系方面，和相应的政治改革方面还没有跟经济发展完全配套，所以现在显得有点混乱，许多应该建立的制度还没有建立或还不完善。
例如与每人相关的社保制度、医保制度，不要说还没有实现全民社保、医保，就是部分城市居民实现了，也有潜在危险（如有权者挪用社保、医保基金）。孟子说“无恒产者无恒心”。解放后我们都变成了“无产者”，那时城市人可以依靠单位，农民尚可依赖那一小块土地。这是当时人的根。随着改革，单位解体，部分农民失去土地，产生了大量“无根的人”。过去的根是很具体的，就是固定在某一个单位或者地方。当然最牢靠的是，每人皆有恒产（没有经济保证的人不会有权）。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大量的“中产者”，如北欧一些国家。但目前尚不可能。其补救方法就是大规模实现社保和医保，使人们不管走到哪里，总是有一根“保险带”在维系着他。这是与社会发展相平行而形成的根，这个根的牢固且被人们坚信（起码这些基金不会被挪用），不是靠某几个人的许愿，需要形成被人们和世界广泛认同法制社会，需要起码的政治改革，如摒弃政治运作的秘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