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初到江西南昌大学大智库学术讲座，作了两期讲座。在此期间江西南昌筹办《大江周刊》。筹办主持人为将来出刊准备稿件，遂与我对谈。可惜后来周刊没有办成，稿件遂作废。主持人先生来函告知，可作“问答录”在国内外任何刊物上发表。后来此文发表于山东人民出版社所办《社会学家茶座》2008年第5、第6期（总28期、29期），题目作《游民问题答问录》(之一)。
1.李慎之先生曾经评价您的专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发现另一个中国”，一个隐形中国。在儒家“无游民，无旷土”的理想秩序中，您认为游民与中国社会构成什么关系？作为社会脱序者的游民的势力究竟有多大？
儒家认为合理的社会是天子臣工，各安其位，士农工商，各有所业，社会分配，又是大体均等的，在此基础上，实施教化，实现良风美俗。如果在人口稀少的周初，又是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只有数千或上万人口的小国里，这种想法未必不能实现。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加，适于耕种的土地越来越少（那时耕作农具主要是石器、木器，大片森林还不能开发），也就产生了被排斥出族群的游民问题，《诗经》中的《黄鸟》就是写流浪人生涯及其感受的。随着国家的扩大、人口的增加，儒家的理想越来越不适合人口众多、血缘歧出的大国。
游民在不同时期显示的力量有很大差别，宋代以前，游民基本上没有形成群体，有时游民大量出现，但也是旋生旋灭的，他们构成了社会问题，通过一场残酷的战乱，人口少了，游民问题也许就解决了。
社会矛盾难于和平解决，武装斗争成为唯一选择的时候，游民往往是武装反抗的始作俑者，并充当了领袖或骨干。比较典型的是陈胜、吴广，他们为人佣耕时就是一个无恒产、无稳定收入的游民。游民生活的不安定性使他们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他们是与主流社会相对抗的，在对抗中寻找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宋代和宋代以后，城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使游民可进入城市谋生，并获得长期生存的条件，从而逐渐形成群体；通俗文艺的兴起，使得游民的不同于主流社会的思想意识有所寄寓，于是逐渐形成与主流社会文化有别的游民文化。随着通俗文艺的普及，游民文化流播到各个阶层，其影响不下于主流文化。游民文化中对社会动乱的向往，成为一切反抗现存秩序的人们思想上的支撑力量。
2.您对游民进行了“知识考古学”式的清理，游民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游民阶层的形成以及游民作为“文化问题”为什么出现在宋朝？大量游民脱离土地，是不是主要跟当时的“城市化进程”和工商业发展有关？
宋代城市从以前的城坊制（大城套小城）改变为街巷制（与现今相似）。这种变化既是城市商业和手工业发展的结果（有点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全民皆商时，北京各高校、机关的“拆墙运动”），反过来更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并产生和扩大了对游民的容纳能力。宋代游民增多并非是由于城市化的结果（当时人们无意大建城市），而是游民的增多促使城市膨胀。
宋代关于土地的政策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不立田制”，二是“不抑兼并”。前者是说，不像前代开国者要搞“屯田制”“占田制”“均田制”等，一概遵循现存制度；后者说，不像前代，刻意压抑土地兼并，保持社会的小农性质。在这两条政策影响下，土地私有化程度提升，土地兼并加剧，土地所有权流转加速，所谓“千年田换八百主”（辛弃疾语）正是这种流转的生动描绘。流转速度的加快，说明失去土地的人们增多。离开土地的人们同时也脱离了他所在的宗法网络和行政控制成为游民。
3.按现代的说法，宋朝已有娱乐业了，比如勾栏、瓦肆里出现了说书的、卖唱的，这种人是游民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是游民文化的生产者吗？更进一步地说，他们开启了后世的通俗文化（比如由宋代话本发展成明清的章回小说并造就了四大名著）？
严格说是“演艺业”。演艺业虽然很早就产生了，但宋以前大多是为宫廷或贵族服务，如“乐户”“教坊”中的艺人，他们还具有半奴隶的身份。以通俗文艺形式娱乐大众的行当起源于唐代，不过那时是与宗教宣讲活动联系在一起的（韩愈诗《华山女》就是写佛教、道教在传播教义时借助“俗讲”）。宋代由于城市的发展，城市居民收入增多（城市的主要居民如文武官员收入极丰，士兵也比普通劳动力高许多），产生对娱乐的需求。此时进入城市的游民当中一些有文艺天才的或有些文化的便以演艺为谋取生活资料之道。他们大多没有师承，是第一代娱乐大众通俗艺人。他们没有艺术传承，缺少演艺经验，艺术水平也不很高，但他们冲州撞府，生活经历丰富，是浪迹江湖的艺人。他们知道许多为城市居民所不熟悉的生活故事，如游民游走江湖的“朴刀杆棒”的故事，游民奋斗成功“发迹变泰”的故事等，这些必然为城市居民所喜闻。中国明代四大说部——《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的基础故事已经在两宋形成，对明代章回小说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
4.游民社会很容易让人想起江湖。文化学者朱大可——我待会儿还会提到他——有一个观点，认为国家主义与流氓主义互为镜像，“流氓是国家在江湖中的政治倒影”，“国家是流氓帮会映射在朝廷中的摹本”，在您的游民文化层面怎样理解江湖？
中国词语的多义性，使江湖成为一个模糊的概念。江湖最初出现在《庄子·大宗师》中。这就是大家熟知的“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个江湖虽指江湖本义，即江河湖海，但它也有一种暗示，即这是广大无边，个体可以完全具足，不需他求的地方。后来文人把它引申为隐居的地方。这个江湖是个体存在的地方，没有了与他人交往（存在主义者萨特视他人为地狱），这里自然是安谧的，是没有鸡争鹅斗，是文人厌倦了尘俗和名利是非的休养生息的地方，是一种无差别境界。
如果说文人士大夫的江湖是以他们的归隐定位的，而《水浒传》告诉我们的另一个江湖则是以江湖人的奋斗定位的。这个江湖是充满了刀光剑影、阴谋诡计和为了利益不惜以死相拼的地方。这个江湖与文人的江湖迥然不同，我说是“江湖人”的江湖。江湖人包括成熟的游民和其他阶层的社会边缘分子。
朱先生认为国家主义与流氓主义互为镜像，“流氓是国家在江湖中的政治倒影”“国家是流氓帮会映射在朝廷中的摹本”也不是毫无道理，因为两者都是靠武力、靠不正当的手段夺取本不属于自己的利益，到手后又以此维持。
5.您把《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看做是游民意识、游民文化的典型载体，如果继续使用江湖的概念，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宋江的江湖和关羽的江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