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他是正统的代表人物，受理学家影响很深，但理学家伪善的一面，在他身上反映也很明显。但他弟弟就不成，曾国荃就不成，带有很深的恶霸色彩。像曾国藩这种个别的人，任何时代都可能有。你找出一两个人总能找到的，但从整个社会看，的确不行了。游民文化自宋代以后，传播甚广；另一方面，游民在社会垂直流动中的“发迹变泰”经过通俗文艺作品的放大之后，也颇使社会中许多其他阶层的人们垂涎三尺。这样游民意识也渗透到其他阶层。研究者说“阿Q精神”有国民性，这也就是说阿Q精神已经渗透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文化细胞中来了。如果国民对此没有警惕，不持批判态度，在一个堂皇的旗号下，很容易就泛滥起来。诸如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复兴，为了人民利益等等，只要有堂而皇之的口号，这些肮脏的东西就可以释放出来。实际上，目的口号可以随意编造颠倒，看人，看一件事，不是看他的口号，而是看他实际操作的手段。比如说游民他的确能获得实际利益，他们不讲规则，负面影响将远远大于正面。
国人几千年来注重研究“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国人不关心本体和终极真理问题，这些是欧美人关心的问题。我们是“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然而中国人在处理关系问题上往往错位。
赵诚：通俗文学对近现代中国人影响很深，甚至政治领袖欣赏《水浒传》、《三国演义》以此治众谋事。
王学泰：西方有一个宗教，有新旧约，因宗教进行的纷争多是为了实现自己理解的宗教的教义。中国也有以白莲教等为名的政治军事活动，但一起事了，他就换成中国传统文化了。因为中国许多老百姓对历史的知识从通俗文学中来，动员群众在仪式上，就按通俗文学的方式来进行。南明兵部尚书阮大铖在长江边誓师出兵抵御满族人入侵时，也仿照戏剧的做派，穿上行头。也许人们想从这种仪式中获得隆重和尊严，可是在旁观者看来不伦不类，十分滑稽。士大夫尚且如此，通俗文艺对缺少文化的底层民众的渗透更可以想见。此后的许多社会运动按照戏文的形式排演。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等，都或多或少有戏曲小说成分在内。所以说戏曲文化和通俗文学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支配了国人某些行为，则一点也不为过。研究中国国民性的问题，从梁启超论“新民”开始，就主张打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影响，他说那些江湖盗贼思想，才子佳人思想，帝王将相思想，哪来的？还不是通俗文学中来的！可惜这些振聋发聩的声音被人们忘却了。
赵诚：从皇权意识和游民文化到公民社会最重要的是应做些什么呢？
王学泰：前面说过我们“国”是从“家”发展来的，自古有尊君的观念。先秦儒家还有个调和，不把君权绝对化，于是借用商周时期，人们对“天”的崇拜，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把“天”与“民”联系起来。这说明当时的儒者已经懂得老百姓的意愿在权力运作中很重要。但因为隔着一层“天”，“民”的影响力就很弱了，更不能对君主起制约作用。儒家重视民意，但始终没得出一人一票制度。用“天”“民”关系来吓唬皇帝，这不仅没有操作性和震慑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皇权存在的“正当性”。
父权制实际上是小皇权，而且令人无法选择。君父，父亲总不是选出来的吧？王朔有一本书叫《我是你爸爸》，这是一部隐喻小说。爸爸与儿子相处，今天讲平等，没大没小；明天搞专制，一切都是老子说了算。然而，这一切都不许儿子置喙，其间没什么特殊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我是你爸爸”。因此在这种制度下，权力的运作中的第一选择是血缘。我们三千多年有记载的历史中社会实现了三个认同，第一是血缘认同。这经历了三千年，承认儿子绝对继承权利，像和尚一类宗教人士没有儿子怎么办？中国佛教设计传“法子”制度，这是由传法者选择，如禅宗中五祖弘忍，本来有公认的传法弟子神秀，但他后来觉得没有文化的惠能更能体会禅宗要义，便选择他作为自己的传法子。第二个是打天下认同，这有二千多年了，从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起，成王败寇，凡是能击败其他势力，“一统天下”的就是“真龙天子”。第三个认同是考试认同，科举制实施了一千三百多年，也被人们广泛接受，承认“考”出来的人可以掌握权力，充当各级官吏。此风至今仍有余响，我们从“状元”之类仍然受到广泛欢迎就是一例。
我认为要过渡到法制社会、公民社会，我们还应该有一个选举认同。由有权责的公民选出来的人士充当各级官吏，掌握公共权力，对社会全体成员负责。
游民文化令中国一治一乱
2007年7月《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修本出版，和讯网读书频道邀请我于8月27日下午1：30做客和讯视频聊天室和网友交流。回答主持人雷天先生与网友的问题，原发在和讯网上，后来经雷天先生修订，发表于《博览群书》2007年第10期。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光临和讯读书频道聊天室。我是主持人雷天，今天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文化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学泰先生做客我们和讯读书频道。王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光临和讯读书频道。跟我们网友打一个招呼吧。
王学泰：我也很高兴能够到和讯读书频道与网友进行交流，大家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