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有一宗文字狱，叫胡中藻案，被卷入者有广西巡抚鄂昌，他是鄂尔泰的侄子，和胡中藻同年考中进士。鄂昌与胡中藻往来信件中称年兄、年弟。乾隆很恼火，斥责鄂昌说，他是旗人，是皇帝的世仆，居然和汉人称年兄、年弟，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当然鄂昌不敢问乾隆，如果他问，您不是老说满汉一体吗？为什么与汉人称年兄弟就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呢？实际上，皇帝内心并不认为真的“满汉一体”，这只是自欺欺人的话头。清统治者就是要利用满族人来控制汉人。不许满洲人学汉人的一套，拉拉扯扯，与汉人打成一片，这会使“淳朴”的满族人腐化，丧失了监督汉官的职能。
最近在北师大古籍班讲清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我讲：第一，清代民族矛盾贯穿始终；第二，根本没有满族地主与汉族地主联合政权之说。汉族官员就是给满族人打工的。直到清末，北京的民族畛域还分得很清，旗人，特别是其中的“黄带子”、“红带子”（远近宗室）在城内耀武扬威，北京的地方官也惧怕他们三分。清末民初有个单口相声叫“柳树井”。其中有个情节是旗人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手下一个戈什哈打官司，由巡城御史审理。大堂外很多闲人旁听，戈什哈有理，御史秉公而断，堂下的旗人就起哄，“嘿，堂上的，你做的是谁家的官啊？”“你怎么向着汉人说话？”这个故事反映那个时代的真实，不是像现在一些历史学家坐在书斋里想象的“满汉一家”。另外，五四时期的进步人士，陈独秀、胡适、鲁迅都对那时的民族压迫有切实的感受。鲁迅就直说，在清朝，他是奴隶，尽管其祖父官至翰林。这是与没有亲身经历的历史家的想法不同的。
明代有很多忠臣，清代没忠臣。明代专制君权压迫也很严酷，但明代忠臣前仆后继，而且与民间人士形成一种团结的道义力量。明忠臣和奸臣斗争遇害后，常常是马上编成戏曲上演，这样全社会立刻知道奸臣的丑态，以及忠奸斗争的激烈，形成正义的舆论，道义之剑始终高悬。但清代没有这类作品，和珅被抄了家后，这是个多么具有戏剧性的事件，但没有文艺作品反映。直到清末民初才有通俗文学作品《满汉斗》出现。写刘罗锅与和珅斗，但那根本不是事实，刘罗锅也根本没跟和珅斗过。只不过和珅被扳倒后，和珅的案子由刘墉来审理。明代忠臣和严嵩的斗争，东林党与魏忠贤的斗争，民间很快就编成了戏。
清代的汉官，多是特别机灵的主儿，知道那不是汉人自己的政权，不关自己痛痒，不必死心塌地为之卖命。历朝很少有汉大臣争着为朝廷献身（清代谏官因为上言得罪者非常少，不是因为统治者特别宽容，而是谏官们都懂得不谈“满汉”之类敏感问题），像明代一样。后来镇压太平天国，那是另外一回事。最初起来为朝廷效力的（如湘军）都与其家族利益有关，要保住他们的家族，另外，特别是太平天国批孔之后，这些人要卫道统。
在这种情况下，清代儒生，他本身也在变，变得没有理想，没有抗争精神，没有终极关怀，成了前人所说的俗儒、小儒。借用清朝人的话说，“理学家好色，汉学家好货”。鲁迅笔下的儒生，卑琐不堪，实际上不是西学来了儒家文化不行了，西学不来，儒家文化也垮的差不太多了。
赵诚：曾国藩这些人还算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