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日本的“孝道”只限于小范围的家庭内部。最多包括父亲、祖父、他们的兄弟及后代。在这个团体中，根据辈分、性别和年龄占据一个适合于自己身份的地位。即使那些大家庭也会分割成几个小家庭，次子以下的男子都分家另起炉灶。在这种直接接触的小家庭范围内调节“适当位置”的规矩是详细周密的。除非长者正式隐退（隐居），否则他的命令都必须严格服从。甚至今天，一个自己几个儿子都已成年的男子，在他的父亲还没有隐退时，干任何事都必须经过年迈的父亲的认可。即使到了三四十岁，结婚和离婚依然要由父母说了算。父亲作为一家的男主人，吃饭时是第一个，洗澡时也是第一个，全家人见了他都需要鞠躬而他只需点头回应。在日本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谜语，若译成我们的谜语形式就是：“为什么儿子向父母提意见就像要求和尚头上蓄发一样？”（佛教僧侣是剃光头发的）回答是：“想到死你也做不到。”
“各守本分”不仅包含着辈分的差别，而且也包含着年龄的差异。当日本人想表述极端混乱状态时，他们会说“非兄非弟”。这话类似我们所说的非鱼非鸟。家中长子应严格保持他作为长兄的身份，才能在社会中如鱼得水。长子是继承人。访问过日本的人曾谈到过“在日本长子很早就表现得很负责任”。长子在很大程度上拥有类似于父亲的特权。在过去，弟弟不可避免地总有一天得依靠长兄；现在，特别是在乡下的集镇和村子里，长子按旧习继承祖业，而他的弟弟们或许要闯向社会，接受更高的教育，赚更多钱。但是古老的等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
甚至在今天的政治评论中，在有关大东亚政策的讨论中，也生动地表现出兄长的传统特权。1942年春，陆军省的发言人，一位中佐在谈到“大东亚共荣圈”的事情时说过：“占领区的居民对此有充分的认识。对居民过多地表示体谅，会使他们产生一种利用日本仁慈的倾向，从而给日本统治带来有害的影响。”换句话说，在作决定时，哥哥觉得怎样对弟弟好就怎么办好了，在这件事上不必过分考虑弟弟的意见。
不论一个人的年龄如何，一个人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还和他的性别有关。日本妇女因为地位低一等，走路要永远走在丈夫后面。有时穿上西装的妇女会与丈夫并肩而行，进出门时也会走在丈夫前面。然而当她们换上和服，就又得走在后面了。日本家庭里的女孩子们要平静地对待看到她们的兄弟得到礼物、关照和教育费这样的事。即使有专为年青妇女设立的高等学校，但依然是以教授举止礼仪为主。与男孩的智力教育更是相去甚远。这类学校的一位校长主张对中上层阶级出身的学生授以某种欧洲语言知识，可笑的是，他提这项建议的理由竟是希望这些学生以后在掸去丈夫藏书的灰尘后，不会在把这些书放回书架时搞颠倒了。
但是，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女性相比日本女性享受着更多的自由，而这并非就是日本西化的表现。她们从不像中国上层妇女那样缠足。相比于印度女性，她们能够自由出入则让后者羡慕不已。日本的妻子掌管全家经济命脉，控制收入和支出。钱不够用时她们会挑选某样东西拿去当铺。她们管理着佣人并且对儿子的婚姻有很大的发言权。而她一旦成为婆婆后就真正是家政大权独揽，指手画脚，好像生命中从未做过那个唯命是从的小媳妇。
在日本，由辈份、性别和年龄的关系而造成了极大的特权。但是行使这些特权的人并不像一个专横的独裁者，而倒像一个受托人。父亲或兄长对家庭全体成员负责，无论是活着，死了，还是即将出生。关键事物由他决定并负责贯彻执行。而他的权力并非绝对的。他的行为关乎全家的荣誉。他必须让他的儿子和弟弟记住他们家族的传统，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传统，并要求他们与之相配。即使身为农民，他也是祈求祖先能够保佑他的崇高事业。地位越高责任越重。有时为了家庭利益他们必须要放弃个人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