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一些人——于藩阀、财阀有关系的人，在前年去年，对于中国抱着一个假想，他们认定，“中国的政治如何变化，和日本有极密切的关系，中国的政治，如果不能受日本的支配，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从前所取操纵北京政府的政策，事实上失败了。何以会失败，便是中国事实上不能统一，以事实不能统一的国家，单想操纵一个京都的政治来支配全国，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而且因此生出中国人民的反感，实际上反而受打击。从前的二十一条的中日协约，就是一个失败的例证。即使没有《二十一条》，日本在中国的地位，也不能小过今天，少过今天。而因为有了二十一条的名义，倒反而妨碍了实际利权的获得。以后对于中国，爽性不取操纵中央的办法，而另开门径。但是有一个要点，就是如果革命运动成功，中国由革命而得统一，则必于日本不利。所以必须使中国革命势力，不得统一。现在中国的各个势力当中，张作霖的势力，是日本势力在中国的一个基础。但是中国绝不会统一于张作霖，此外籍英美势力而想作武力统一的吴佩孚，也必然失败。在中国的势力，目前最确实的，就是一广东的国民政府，长江的孙传芳，东北的张作霖，西北的冯玉祥。国民政府的势力向北，冯玉祥的势力向南，如果这两个势力把长江孙传芳、吴佩孚的势力打倒而得联络，则统一的国民政府成立，张作霖的势力，始终是不能维持的。为应付这一个局面，日本应该要扶植孙传芳，有统一长江的势力，把孙传芳造成日本的第二个张作霖，以阻隔南北两个革命的地理上的连接。”抱这一种见解的人，很是不少。而尤其是在长江有投资企业贸易关系的商人，主张更切。及至国民革命军北伐，武汉克复，国民政府将要北迁的时候，这一种论调，更加高起来了。同时我们还晓得中国国内，也有些没志气的人，颇想勾结日本，作一种运动。他们一是怕共产党，二是想要得一个依附，于是往来于孙传芳与日本人之间者，也就实繁有徒。及至革命军向长江下游发展的时候，日本政府里面就和此种论调相应，生出一种出兵论来，主张出兵论的，不用说是陆军一派了。
从前日本参谋部在中国各地驻在的武官，是非常活动的。在民国五年以后，在南京各地的武官，更加活动。而外务省所辖的领事官，除了管理侨民之外，对于本地方的政治上，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也不大和军政界干部的人们来往，所以取得情报的能力，陆海军人较之领事官为大。自从国民党改组而后，国民党的中央，对于日本取一个不理睬的态度。而各地的民众，是绝对排日。两三年当中，在南方各地的驻在武官，和当地的军政领袖，几乎失了关系。此时党的组织，渐加严密，从前两院的政客们，除了真是做革命党的而外，也不能东奔西跑，日本人取得情报而操纵的线索，因此更少了一个大部分。因此参谋本部对于中国问题，足以时时处处，胜过外务省的能力少起来了。这是前内阁的对华方针居然可以自己决定，而外务省居然可以不受参谋本部指挥的一个大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