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在石旁驻足良久，细读着那一层层的，在半透明的酥油间游走着的红线和闪亮叙的银针。红线蜿蜒曲折如山间细流，飘忽来去又如晚照中的彩云。而散落着的细针，发出淡淡的青光，刺着游子们的心微微发痛。我突然想起自己的母亲。那年我奉调进京，走前正在家里收拾文件书籍，忽然听到楼下有“笃笃”的竹杖声。我急忙推开门，老母亲出现在楼梯口，背后窗户的逆光勾映出她满头的白发和微胖的身影。母亲的家离我住地有好几里地，街上车水马龙，我真不知道她是怎样拄着杖走过来的。我赶紧去扶她。她看着我，大约有几秒钟，然后说：“你能不能不走？”声音有点颤抖。我的鼻子一下酸了。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母亲却基本上是文盲，她这一辈子是典型的贤妻良母。我生于战乱的年代，听母亲说，一次逃兵灾，抱我在怀，藏于流水洞，双手托儿到天亮；还有一次，与村民躲于麦草窑中，怕灯花引起失火，也是一夜睁眼到天明，这些我都还无记忆。我只记得，小时每天放学，一进门母亲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肚子饿了吧？”菜已炒好，炉子上的水已开过两遍。大学后毕业后我先在外地工作，后调回来没有房子，就住在父母家里。一下班，还是那一句话：“饿了吧。我马上去下面。”
我又想起我第一次离开母亲的时候。那年我已是17岁的小伙子，高中毕业，考上北京的学校。晚上父亲和哥哥送我去火车站。我们出门后，母亲一人对着空落落的房间，不知道该做什么，就打来一盆水准备洗脚。但是直到几个小时后父亲送完我回来，她两眼看着窗户，两只脚搁在盆沿上没有沾一点水。这是寒假回家时父亲给我讲的。现在，她年近八十，却要离别自己最小的儿子。我上前扶着母亲，一瞬间我觉得我是这世上一个最不孝顺的儿子。我还想起一个朋友讲起他的故事。他回老家出差，在城里办事就回村里看老母亲，说好明天走前就不见了。然而，当他第二天到机场时，远远地就看见老母亲扶着拐杖坐在候机厅大门口。可怜天下父母心，儿女对他们的报答，哪及他们对儿女关怀的万分之一。
我知道在东南沿海有很多望夫石，而在荒凉的西北却有这样一块温情的望儿石，一块伟大的圣母石。它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所有慈母的爱，也照出了所有儿女们的惭愧。
那青海湖边的蘑菇香
小时长在农村，食不为味只求饱。后来在城市生活，又看得书报，才知道有“美食家”这个词。而很长时间，我一直怀疑这个词不能成立。我们常说科学家、作家、画家、音乐家，等等，那是有两个含义：其一，它首先是一份职业、一个专业，以此为工作目标，孜孜以求；其二，这工作必有能看得见的结果，还可转化为社会财富，献之他人，为世人所共享。而美食家呢？难道一个人一生以“吃”为专业？而他的吃又与别人何干？所以我对“美食”是从不关心，绝不留意的。
10年前，我到青海采访。青海地域辽阔，出门必坐车，一走一天。那里又是民歌“花儿”的故乡，天高路远，车上无事就唱歌。省委宣传部的曹部长是位女同志，和我们记者站的马站长一递一首地唱，独唱，对唱，为我倾囊展示他们的“花儿”。这也就是西北人才有的豪爽，我走遍全国各地未见哪个省委的部长肯这样给客人唱歌的，当然这也是一种自我享受。但这种情况在号称文化发达的南方无论如何是碰不到的。一天我们唱的兴起，曹部长就建议我们到金银滩去，到那个曾经产生了名曲《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地方去采访，她在那里工作过，人熟。到达的当天下午我们就去草滩上采风，骑马、在草地上打滚，看蓝天白云，听“花儿”和藏族民歌。曹部长的继任者桑书记是一位藏族同志，土生土长，是比老曹还“原生态”的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