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以后是汉景帝，汉景帝以后是汉武帝，直到武帝初年，大家伙儿还是习惯性地认为汉朝属于水德。武帝甚至还进一步发挥，干脆把刘邦设立天水祠的上邽郡改名为天水郡——三国时期蜀汉大将军姜维就是天水人，要不是武帝搞了这么一出，他原本该被称为上邽人。
一直等到日历翻到了汉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真正“拨乱反正”的人物才终于出现。当时正担任太史令的司马迁和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三个人一起上书给汉武帝，说现在的历法乱七八糟，尤其咱汉朝得到天下之后还没有改过“正朔”，所以得重新整顿和编制一下。
对于古代王朝来说，历法可是大事儿，历法直接关系到老百姓按季节播种收获，也直接影响到朝廷对于农业问题的施政方针，而在那时候，农业问题是全社会最根本的问题。那么“正朔”又是啥呢？一年之首就叫“正”，一月之首就叫“朔”，所谓正朔，就是说历法以哪一月、哪一天作为一年的开端。传说夏朝的时候，是以冬至以后第二个月为正月，算一年的开端；商朝给变了，以夏朝历法的十二月为正月；周朝以夏朝历法的十一月为正月；秦朝以夏朝历法的十月为正月——所以这么改来改去，大概是为了表示咱们跟前朝不同，有新气象、新历法吧。
所以按照规矩，汉朝替代了秦朝，也得改个“正朔”，当年刘邦那大老粗想不到这点，也没人给他提醒，所以没改，大家伙儿还是沿用着秦朝的历法。可那时候天文学和数学都很原始，编成的历法算定的一年，跟真实的地球绕太阳一圈，也就是“回归年”多少有点儿差距。一开始差几分几秒不算什么，但这种历法用的时间长了，就能差出好几天甚至一两个月去，直接影响到春播秋收。所以历代王朝经常会编定新的历法，一方面调整误差，一方面也越算越精细。
对于历法这种大事儿，汉武帝可不敢轻慢，当即准奏，并且叫来了御史大夫兒宽，说就由你牵头，带着那三位好好商量商量、计算计算吧，看看新历该怎么编，正朔该怎么定。
于是兒宽和司马迁几个人碰面一合计，觉得咱还是别再学商、周、秦三朝，一个月一个月往前推正朔了，这得多麻烦啊，干脆恢复夏朝正朔。于是他们编定了新的历法，定名为《太初历》，武帝全盘接受，并且根据新历法的名字，把这一年的年号改为太初元年。从此以后，两千多年过去了，历代王朝都说定正朔、定正朔，实际上绝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真的改变过一年的开端，所以咱们现在所用的农历，都还有着“夏历”的别名。
《太初历》的编定，跟咱们这本书的主题关系极深，因为兒宽、司马迁等人编历的时候还夹带了一笔“私货”进去，那就是彻底“拨乱反正”，把假学术权威张苍一棍子打倒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他们上奏汉武帝，重提当年贾谊和公孙臣的建议，要求抛弃水德，改奉土德。武帝跟他太爷爷刘邦不同，是个有文化的君主，也觉得当初张苍那套鬼话实在编不圆，就此准奏。
但是还有一件麻烦事儿。当时的儒家大宗师董仲舒曾经在他著名的《春秋繁露》一书中提出过一个全新的“三统说”，在《三代改制质文篇》一章中，他说：“故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文王受命而王，应天变殷作周号，时正赤统……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翻译成白话就是：“商朝是白色的国统，周朝是红色的国统，按照《春秋》的说法，如今该有新王朝，是黑色的国统。”
咱们更详细一点来解释这个“三统说”吧。按照这种理论，一年分十二个月，对照着天地间的十二种颜色，而其中有三个月最为关键，相应的三种颜色便被称为“三统”。哪三个月最关键呢？也就是十一月、十二月和十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