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埃及的失败告终，纳赛尔的继任者萨达特有了进一步攻击苏联的借口。1976年萨达特宣布废除《苏埃友好合作条约》，之后苏联海军被禁止使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大量的苏联顾问还有情报人员被驱逐出埃及。
当时的中东一共有这么几支力量：伊朗、埃及、伊拉克、沙特、土耳其。这几个国家中土耳其、伊朗都是美国最可靠的盟友；沙特更不用说，沙特王室在1947年以后就已经和美国形成了利益同盟；伊拉克在萨达姆上台后事实上也倾向于美国——萨达姆最早就是靠反共才得到中情局的支持。所以中东的几个大国当中，真正站在苏联一边的只有埃及。
埃及和苏联反目之后，苏联在整个中东的地缘环境开始迅速恶化，从进攻态势一下子变成了防守。美国人和沙特、约旦这些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看准整个时机开始把手伸向中亚地区。伴随着沙特的传教人员的渗透，地处战略要地的阿富汗国内的局势开始动**起来。这对于苏联来说威胁是非常大的。一旦阿富汗局势失控，那么来自中东的宗教势力就可以以它为跳板，向苏联中亚地区的加盟共和国进行渗透。事实上在1979年苏阿战争爆发前夕，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加盟共和国境内，已经发现了来自中东的宗教人员在进行地下传教。从苏联的角度来讲，在阿富汗地区建立一道“防火墙”，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需求，当时阿富汗的阿明政权，名义上是苏联的盟友，实质上却一直在美苏之间两头下注，而这最终导致苏联出兵阿富汗。在当时的苏联高层看来，对阿富汗的用兵，其实和“布拉格之春”一样，是一场“清理门户”的军事行动。
而这样一个关系到苏联地缘安全的军事行动，最终却被高层搞成了“半吊子工程”。
20世纪60年代的“布拉格之春”让军方成了最大的受益者，那场军事行动之后，众多指挥员获得了军功，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后军人代表数量骤增，苏联的政治天秤随之向军方倾斜。这引起了外交部门和克格勃的不满；到1978年时，之前签署的《赫尔辛基协定》的影响在波兰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团结工会的活动日益频繁，波兰国内已经有了动乱的迹象。基于这两点，军方开始有人主张在波兰复制布拉格之春模式。
对勃列日涅夫来说，一方面他需要从军队那里获得到更多的支持，但是他也不想让军队权重过于强大，那样会使得苏联政治生态失去平衡，进而威胁到他本人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西欧已经成为了苏联石油出口的大客户，为此苏联在面对西方国家时一直采取的是能妥协就妥协的态度。勃列日涅夫认为对波兰用兵可能会对欧洲刺激太过强烈，从而影响到已经成为苏联命门的石油贸易。
最终他就做了一个类似于商人的决断，把用兵方向从波兰挪到了阿富汗，因为那时候在阿富汗也确实需要采取一些行动。但是还不能让军方行动太大，一来会过分刺激西方国家，二来会使得军方过于坐大。所以勃列日涅夫决定把军方提出的用兵人数打一个对折，从20万人减到了10万；并且为了不太刺激西方，对苏军的获得范围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这些加加减减的妥协从办公室政治的角度来讲，没有任何问题，可是一旦到了战场上，就不再是那么一回事了。战争只会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前进，而不会屈从于任何政治考虑。如果当时一次性投入足够多的兵力，把整个阿富汗境内的反苏武装彻底肃清，战争可能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可以结束。然而由于政治上的诸多限制，阿富汗最终打成了苏军版的“越南战争”。长达十年的战争，虽然苏军一直压着阿富汗的反苏武装打，可始终没有达到任何目的，苏阿战争打成了一场闹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