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最大的三个寡头：亚努科维奇是东部工业地区的代表；尤先科与美国的来往最为紧密，是金融方面的寡头；季莫申科号称“天然气公主”，掌控的是乌克兰主要的天然气设施。自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政治的常态就是他们三个人，其中两个结盟把在台上的那一个轰下去换另一个上台，过一段时间又换一个组合再把之前上台的人轰下去——比《三国演义》都要热闹。
此“国”非彼“国”——从概念说起
在说乌克兰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国家”这个概念。“国家”这个词在东西方的语境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而这又经常会造成中国老百姓在看国际新闻时产生许多误解。有这样一种说法：全世界80%的分歧，其实都是来自对名词的理解。譬如我们在看待欧洲的时候，脑子里应该始终有这么一根弦：现在的欧洲，其实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理解了这一层，再去看相关的新闻就好办了——直接拿齐、楚、燕、韩、赵、魏、秦往上套，基本就能看透个七八分。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是什么样子？首先我们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体，从周朝的“华夷之辨”以后，就有了“夷入夏则夏，夏入夷则夷”的说法。而这个“夏”指的就是华夏的文化圈子。在西周时代，这个圈子有一个具像化的东西来明确边界，那就是周礼——是否遵从周礼，是获得华夏文明圈认同的关键因素。到了东周（春秋战国），虽然开始“礼崩乐坏”，但文明边界已经非常清晰，被人们扬弃掉的只是不合时宜的经济、政治制度，所以在当时对列国而言，无论它们之间国土如何变化，如何打得不可开交，但始终是处在同一个文化圈子里；而各个战国，又有着自己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体系，由于这种分裂的时间长达上百年，每一个国家在这个大的文化圈子内又形成各自独特的文化，这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结构的特点。
在这种社会结构下，产生了一系列现在的中国社会所不具有的特质：首先，当时人们的头脑里其实是一种双重认同：一个是基于文化，我是华夏族，而像匈奴、戎狄，你们是蛮夷，这里起决定因素的是文化而不是血统；另一个认同是基于对利益，也就是国家的认同，像战国时代的齐、楚、燕、韩、赵、魏、秦。这就导致了当时的人们对国家有认同感，但这个认同感又是有限度的。
在春秋战国时代，有才华、有本事的士人对国家的忠诚度并不是很高，你可以先侍奉这个国家，如果这里不能满足你的利益，你完全可以拔腿就走，而社会舆论根本不会把这当成一种叛国行为。像吴起，先在魏国，后到楚国；商鞅本是卫国人，在魏国做丞相公叔痤的幕僚，发现魏国没有前途后又转入秦国，最终做了秦国的大良造……这种行为在现代我们是不敢想象的，在今天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接受一个外国人成为中国的高级官员，这是因为那时的“国”和如今的“国”压根儿不是一个概念，如今的中国，政治疆域和文化疆域是基本重合的。
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对国土的认识。在战国时代，一块国土几年前可能归于韩国，过几年又被魏国拿去了，再过几年又成了秦国的，这是极其平常的事。这种国土的归属变化，对中华文明的大历史来讲无法用正义、非正义来定性。
回头再看现在的欧洲。欧洲从进入文明时代开始到现在，一直维持着同春秋战国时期相似的模式：第一，有一个大的文化圈——基督教文明圈，在这个大的文明圈下又可大致分出三个亚文化圈，即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大文化圈套着亚文化圈，此外各个地方的大族豪强势力又彼此牵制，形成了众多的邦国，这些邦国经过数百年的彼此征伐，最终形成了如今欧洲非常碎片化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