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1970年，叙利亚再次政变，哈菲兹·阿萨德（现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之父）上台，老阿萨德同样奉行亲苏政策。
[30]巴格达条约组织由美国牵头建立，成员国包括土耳其、伊拉克、巴基斯坦、伊朗及英国，同北大西洋公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一样，基本思路就是通过军事条约，联合众多的国家，组成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封锁线。
[31]同时达成的另一个协议是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埃及对此并不感兴趣，仅仅表示了支持，但并没有参与。
[32]工业化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进程，为了实现生产力的飞跃，短时期国家资源必然要集中于一处，因此在工业化初期，底层民众往往不但享受不到多少成果，生活水平还会因此下降，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英国工业时代早期的“羊吃人”。对当时的埃及来说，在承受了工业化前期的成本之后，一场战争却将成果否定得干干净净，因此出现信任危机也就不难理解了。
[33]1979年《戴维营协议》签署之后，埃及向西方国家完全开放了市场，薄弱的本国制造业因此受到严重冲击，由此埃及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海外援助以及旅游业和苏伊士运河的税收成了国家的经济支柱。
[34]2011年1月25日开始，埃及民众爆发了一系列街头示威、游行、集会、罢工等抗议活动，向政府表达不满。由于当日正值埃及法定警察假日，所以一个名为“4月6日青年运动”的组织选定该日作为示威活动开始的日子。抗议示威活动在开罗和亚历山大最为激烈，在埃及的其他城市也有明显的抗议示威活动。超过100万人参与了此次抗议。这一事件最终导致当时的总统穆巴拉克被迫下台并被投入监狱，埃及国内局势也由此陷入混乱。
[35]在埃及改弦更张后，叙利亚事实上成为苏联在中东唯一一个可靠的盟友，也是苏联保持在中东发言权最后的抓手，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卖队友”的行为显然不符合苏联的长远利益。
[36]武器不是普通的商品，现代战争中的武器有着高度的系统化要求，如果一个国家购买了另一个国家的武器，就等于把自己很大一部分的国防主权交给了对方，因为后面涉及到配套的培训、弹药、零部件，像一些远程导弹双方要共享一些情报才用得起来，所以武器出口不仅仅是你买我卖的关系，只要有了这种大宗的武器交易，必然带着一定的同盟关系在里面。
[37]一般说来，对一个新兴大国而言，在参与地区事务时，双边谈判要比多边谈判更易于占据主动：多边谈判涉及到的国家多，掣肘因素自然也会增多，这个时候传统大国在这一地区立的规矩往往就会起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在多边合作中你只能是既定规则下的参与者；而相对应的，双边谈判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自然可以重新订立游戏规则。换句话说，当一个国家强调双边合作时，也就意味着已下决心去做既定规则的挑战者了。
[38]一般认为，除了射程之外，伊斯坎德尔导弹相对于我国同一时期装备部队的同类导弹，在很多方面都占有明显的技术优势。
[39]欧洲对犹太人的排斥由来已久，虽然如今“反犹”在整个欧洲都是非常敏感的话题，但在历史上却是常态。除了宗教和文化因素外，还与犹太民族自身的特质有一定关系：犹太人不论生活在哪里，通常都会形成一个比较封闭的小圈子，而不是融入当地社会，他们的认同感更多的是基于血统和文化，而非国籍；此外由于历史原因，犹太文化中又有很强的复国情节。因此，很多国家对犹太裔的忠诚度往往都报以怀疑的态度。
[40]谢林、王新东：《对垒：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政治命运》，新华出版社，2004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