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理会计员贝尔纳多·索阿雷斯和特伊夫男爵都是和我相像却与我无关的人物，都具有相同的基本风格，相同的语法，同样字字推敲。换句话说，或好或坏，他们的作风就是我的作风。我拿他们作对比，是因为他们是同一种现象的两个例子，即不能适应现实生活，而且受到共同原因的驱动。可尽管特伊夫男爵和贝尔纳多·索阿雷斯都是葡萄牙人，他们的风格却不尽相同。贵族男爵很理智，缺乏想象，有一点——该怎么说呢？——呆板和狷介，而那个中产阶级则很灵活，爱好音乐和美术，对建筑则没什么研究。贵族思维清晰，作品明白，能控制自己的情感，但不能控制感觉；会计员既控制不了情感，也控制不了感觉，他的思想取决于他的感觉。
正是因为男爵无法控制他的直接感觉，甚至是到了生命结束的时候，他连自己的情感都控制不了，所以才会自杀。“强大如思想，”他在那篇唯一注有日期的文章里这样说：“却也不能镇压叛乱的情感。”他可以忍受疼痛，甚至是嘲笑疼痛，却无法忍受屈从于别人的一时兴起而带来的耻辱，就和佩索阿的其他异名一样，对他来说，可以感觉、可以做梦的自我都是外人，是别人，是和自身没关系的人。杀死男爵的，可不仅仅是他那超理性思维所具有的残忍逻辑，还因为他的超理性思维是有限的，而且他拒绝接受这一点，换句话说，他很骄傲。在佩索阿的个人剧场进行表演的所有编剧兼演员中，特伊夫男爵是最清醒和骄傲的，而这些品质都操控在戏剧的制作人手里。
贝尔纳多·索阿雷斯和特伊夫一样，适应不了生活现实的一面，可他并没有因此绝望。他忠实于他中产阶级的教养，他尽量从他无从选择的单调生活中得到他所能得到的东西。所以，在《不安之书》（第444篇）的一个段落开头，他这样写：“除了生命，一切都变得令人难以忍受。”虽然平凡的事一件接一件，比如一缕阳光照射进他的办公室，或是小贩的叫卖声传进了他租来的那个房间的窗户，可生活依旧给这个助理会计员带来了慰藉。他从观察和叙述中得到了很多乐趣，带着渴望的喜欢，甚至是谨慎的热情，这些渺小的事情填满了他的日常生活。他记录季节和天气的变化，描写里斯本的广场、有轨电车和建筑物外观，描述理发师、送报员，杂货商俯身面向一袋土豆，有个女人在银街卖香蕉。可男爵为人冷漠，一根筋，按照佩索阿的话说，他有一点“呆板”，不知道该如何享受简单的事物。他曾经说过，在他宣布放弃做一个伟大作家之后，在这个国家里，生活中的“渺小情感”依然存在，可这些情感不能让他远离那些业已存在的痛苦。
男爵坚韧地忍受着他的痛苦，可他没能超越这些痛苦，只是用夸耀的华丽辞藻（“只有女人能发牢骚。”他这样写）描述男性在情感上的坚韧和深刻的挫败感，而他们似乎有**的问题。与其说贝尔纳多·索阿雷斯是个禁欲主义者，倒不如说他是个享乐主义者（在《不安之书》的开头段落[17]中，他培养了一种“精致的享乐主义”），他不仅承受痛苦，还对痛苦进行探索和发掘。事实上，为了方便他自己使用，他将两种古希腊哲学融合在一起：“因为禁欲主义毕竟是享乐主义的严格形式，我尝试从我的不幸中寻求一些乐趣。”（第398篇）。特伊夫男爵记录道，他历尽苦涩，全部生活“都是在进行一场在地图上打输的战斗”；索阿雷斯也有同样的观察，可他知道他每战皆失，会学会通过在每一次新的交战前勾画出不可避免的撤退细节来获得愉悦（第193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