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末是佩索阿生活的新阶段。他不仅放弃了他在20世纪初发起的先锋运动——未来主义、感觉主义和交叉主义，而后面两种都是他想出来的，还放弃了他长期以来创立文学杂志和出版社的兴趣（他确实创立并经营过一些，却从未取得过巨大成功）。感觉好像他时日无多了，开始带着前所未有的透明度来描写他自己（即便是特伊夫男爵在临死前，“我的灵魂得到了感情的澄明，我的智慧得到了思想的启迪，这让我拥有了文字的力量”）。他将讽刺变成了揭露内心自我的工具，而不是隐藏的工具。与此同时，他还努力去将他的全部作品都联合起来，说得文雅一点，他“放松他自己”，更加直接地表现出他觉得他会成为的人。
1932年，佩索阿就那些异名者，写信给他未来的传记作家若昂·加斯帕·西莫兹，称“现在假装他们是完全独立的已经太迟了，所以很荒唐”。[19]可这种假装出来的独立早就已经开始崩溃了，不仅仅是在佩索阿计划出版他/他们的作品方面，还在他以他们的名义写作方面。“诗人是骗子。”佩索阿在他的签名诗《自我心理志》中这样写道，可诈骗变成了一个形式工具（使用异名者），同时诗人变得越来越开放、**，即便是当他是“另一个人”，也是如此。特伊夫男爵、不安的贝尔纳多·索阿雷斯、《烟草店》（写于1928年1月）的阿尔瓦罗·德·坎普斯，几乎是手拉着手，走进了佩索阿戏剧化生活的舞台，构成了他创作过程中最深刻、最具自我剖析特点的一段时期。也是在这段时期，那些半异名者，比如处在全新内省情绪下的坎普斯，不再是一个真正的“别人”。这些面具——至少是这三个面具——已经和创造它们的人别无二致了。
佩索阿在1929年重新开始了他在爱情方面的唯一联络，只为了在几个月后将之扼杀，使用那三个“似我的他人”表达他在这个他生活中未经开发的部分有何感受，并且尝试去发现这些感受。坎普斯回想起各种女人，特别是那个他可能娶的金发英国女人，而助理会计员只被爱过一次，却没有回馈给对方爱，还觉得这段经历“最大的感觉就是倦怠——这种倦怠比任何乏味都难受”（《不安之书》第235篇）。他通过各种原理来证明他的纯洁偏好是正确的。他曾这样说：“压抑的爱，比爱的真实体验更能体现出爱的本性。”（第271篇），他还说，爱只是幻想，因为当我们爱着别人的时候，“我们爱的是我们自己的观念——即我们的自我”（第112篇）。可在另一段（第113篇）中，他说观察爱要比体验爱美好，他把这个理论称为“叽里咕噜的话，纷繁复杂，充斥在我满是智慧的耳边，让我几乎忘记，我在内心里是个胆小鬼，对生活没有一点天资。”
尽管男爵在一定程度上指责他的社会地位毁掉了“他的机会，让他无法娶一个简单的女孩子，和她在一起，我应该会很快乐，”（和《烟草店》的讲述者一样，他有没有娶那个洗衣妇的女儿？）可有一点很明显，男爵面对异性的更大问题要更加直接、更多地涉及到性欲。他那栋庄园里的女仆都可以供他引诱，甚至可能急于受到引诱，可对她们的主人来说，她们不是太厉害了，就是太软弱了，要不就是太活泼，相貌平平，要不就是有其他不足。以“不由自主会害羞的男爵”这个身份，佩索阿毫无保留地承认，他自己在性方面十分笨拙，而且经验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