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确实存在智的直觉和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和其他的一样稀少、闪闪发光，有那么一两次，那个时代水平比较高的人肯定突然注意到了他的超凡不俗。对于给予作者的欣赏而言，这种情况会更糟。就其他人来判断，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就没什么比这更能伤害他了。这个人平时感觉自己并不比别人优秀，而他偶尔怀疑自己（虽然不欣赏）注意到了嫉妒的色彩，而嫉妒本身并没有色彩，因为通过假设而嫉妒的人只会在肯定的情况下才会钦佩。别人是否比我们优秀，为了这个问题犹豫，会让人紧张不安，就好像犹豫着是否会有不愉快的事的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并不希望如此，可我们的希望是不确定的。因此，因为我们越是担心让我们有些担心的事，我们就越是不喜欢那些让我们有些欣赏的人。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对确定之可能性的担心，超过了对确定本身的担心（“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必须欣赏”）。
是否只是无人欣赏这一感觉如同黑暗一般，笼罩了莎士比亚在成熟阶段所创作的阴郁悲剧，根本无从确定这一点，可对于在《哈姆雷特》中直接展现的忧郁，在《奥赛罗》和《李尔王》中逐步展现的悲哀，在大师之作《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的措辞中随处出现的令人痛苦的愁思，仿佛是在观察一个人痛苦扭曲的心灵，这样的无人欣赏不可能是唯一原因。无人欣赏本身呈现出集中抑郁的元素。首先，我们不欣赏；其次，我们欣赏微不足道的人；再次，感觉其他人付出的努力——一个人的学习，另一个人的联系，第三个人的机会，不管是什么机会——或许可以征服困难。可造成最初无人欣赏的特质，使得莎士比亚的心灵注意不到可以抵消无人欣赏的行动。贫穷又骄傲的人知道，如果他能卑躬屈膝，就能摆脱贫穷，但贫穷带给他们的痛苦不会减少一分一毫，不仅因为不那么骄傲或更有钱的人具有比较优越的地位，还因为他们不可能卑躬屈膝……不可能屈服于能将他们从类似的贫穷中解救出来的事物。接下来，人会违背他自己的性情，怀疑开始在他心里滋生，因为骄傲且贫穷之人或许会问自己，是否在实践事物的过程中，他们并不是非常笨拙，而是太骄傲了，所以做不到那些事，抑或是否他的骄傲并不能掩饰他在行动方面的无能，无人欣赏的天才或许会怀疑，是否他在实践感方面的自卑情绪并非自卑感本身，而且不止是优势的负面，还是一个缺点，或者说，是没有那个缺点便不能存在的优点。
莎士比亚的情况明显更糟。他所屈从的艺术，与那些微不足道却站得比他高的人，与那些微不足道却和他站得一样高或仅比他低一点的人，所屈从的艺术是一样的。他和他们一样，都创作过粗劣的文学作品，却没有因为那些劣作而精疲力竭。他修改和整理过奇怪的戏剧，而且（不管他怎么认为这一点，他对此的指责都可能要比我们以为的少，因为他一来对此已经习惯，二来已经融入进了那种行为的环境），他肯定无法使自己适应那些条件，到达了疯狂的思考程度，因此，他公平对待他的伟大天赋，或采取正确行动，以实现他的思维的各种可能性。通过去做微不足道之人自然而然会做的事，他成为他自己，至少从表面上而言，成为了一个微不足道之人。他不仅没有通过屈从于日常单调乏味的工作而揭示他自己，他还给自己加上了更隐秘的伪装。
对于学习（公众认为琼森是个爱好学习之人），正如我们所见，他既没有欲望，也没有耐心；可能是他没时间；也可能是在他年少之时，他并未学习，在那种时候，是必须去学习，而不是要寻找机会去学习。自从有影响力的联系建立起来之后，缺乏性格的谦卑环境对他造成了阻碍。至于通过共同赞美这一社会手段，在对手之间挣扎求存，即便他曾经并不十分骄傲，此时也会非常骄傲，而且会越来越骄傲，因而反对这一尝试，并且在这种误用中积聚虚构的力量。
如果以获得金钱多少来衡量，他可能成功了，在物质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尽管这一点本身令人愉快——不论愉快之多少——却肯定会被当作写在他那无人欣赏之空白处的一个讽刺意见。作为诗人，没能获得应得的盛名，那么，即便作为书店老板成功了，也无法得到补偿。
莎士比亚是文学界最大的失败者，而且，如果假设他在很大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一点，绝对算不上过分。以他的警惕而言，不可能忽略这一点。结合他的成功这个喜剧，他的不成功这个悲剧就更加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所有这一切都是他感觉到的各种类型的无人欣赏。可精神的压抑，意志的迟钝，决心的枯萎，这些都是无人欣赏之感所引起的，写作意志迟钝了，其他行动的意志肯定也随之迟钝。除了创作出哈姆雷特这个人物和写出更加悲惨的悲剧，精神的压抑必定还有其他发泄方式。决心的枯萎必定使得他的生活失去了色彩，也将他的诗歌和戏剧变得苍白无光。未加体验的快乐，得不到关注的行动，本已避免的任务通过它们的精神影响，肯定对精神压抑产生了反作用，而正是这精神压抑导致了这些情况，使得作为它们产生原因的精神不振越发严重。
我们或许可以恰当且自信地达到这种程度。还有什么与此无关的元素能消除这种压抑，我们现在无从确认——如果真有这种元素的话。什么样的倔强本性的外在活动可以影响那种受到压抑的心灵，调查清楚这一点根本毫无用处。然而，我们或许可以说：那些活动肯定存在。如果它们不存在，那么精神不振的表现就不是利用词语和心理内容来写悲剧，而是一无所有。压抑导致无所作为，然而，写作戏剧就是在作为。这种情况可能基于三个原因：（1）需要写戏剧——我们的意思是这是出于实际需要；（2）性格的复原能力并未受到系统地压抑，在压抑的间隙反抗压抑本身；（3）极端痛苦的压力——不是压抑，而是痛苦——如同一根鞭子抽到畏缩的悲伤之上，迫使其表现于外，如同迫使其进入一个躲藏处，迫使其接受客观，如同迫使其进入一个离开自我的出口，而正如歌德所说，“行动抚慰一切”。
全部三个因素的存在都可以预测。创作这些戏剧的需要展现在表达压抑之词汇的强烈和苦涩之中，这种词语不像《暴风雨》里的那样安静、稍显平和、冷漠，而是焦躁不安、忧郁，有一种迟钝的力量。当没有行动欲望的时候，没什么比必须行动更压抑的了。性格的复原能力，莎士比亚那歇斯底里的巨大好处，展现在他的天赋得到提升而非贬低之中。由于自然增长而起的那部分不需要也不能被否认。然而，对于过分好奇的表达，以及有时候会使戏剧直觉变得迟钝的过分聪慧，不能通过那样的办法进行解释，因为这些在天才的成长中算不上奇特之处，相比盛年，这些在其少年时期更为自然。它们很明显是智慧在尝试毁灭情感，掩盖压抑，用对思想的全神贯注来驱逐对悲痛的全神贯注。可显而易见的不幸（现在没人能说是什么或如何导致了这一点，以及其在人本身的作用下能达到什么程度）带来的冲击，在不断选择反常心理状态作为那些悲剧基础的时候，则非常明显。唯有富于戏剧性的心灵才会在外界邪恶的压力下畏缩，因此，从本能上将自身投射到那些人物身上，而那些人物必定会将作为其一部分的疯狂表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