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来说说人们反抗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反抗就意味着战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战争。人们要怎么针对社会观念发起战争?首先,人该如何发动战争?在战争中,该如何击败敌人?有两种方法:要么是杀死敌人,即毁灭他们;要么是将敌人囚禁,即征服他们,让他们失去行动能力。我没有能力去毁灭社会观念,唯有社会革命能毁灭社会观念。在那之前,社会观念可以动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但若要将之毁灭,只有等到自由社会到来,资产阶级社会彻底废除。如果是从毁灭的层面上来讲,我充其量就是毁灭——真正的杀戮——代表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两个人。我研究了这个问题,发现这真是愚蠢至极。假设我杀了一两个或十几个社会观念的代表。结果呢?社会观念就会进一步削弱吗?一点也不会。社会观念不同于政治环境,因为政治环境可以依赖于一小部分人,有时候仅靠一个人。社会观念的邪恶之处在于它们一起存在于它们自身之中,不在于代表它们的个人之中——当然,除非是他们自己代表自己。此外,针对社会秩序发动的任何袭击都会引起反应,不仅改变不了现状,还会使情况恶化。更有甚者,假设在袭击之后我被抓了——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我被抓了,被杀了。假设我弄死了十几个资本主义者。这一切最后结果如何?我自己被消灭。即便我没有被杀,只是被关押起来或是驱逐出境,无政府主义事业就会失去一个战斗元素,而我杀死的那十几个资本主义者则不止是十几个资产阶级社会所失去的元素,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组成元素并不战斗元素,而是纯粹的被动元素,因为这个“战斗”并非针对资产阶级社会成员,而是针对社会赞成的完整社会观念。因此,社会观念并非一个人所能击溃。你明白吗?这可不像我是军队里的士兵,杀死了敌军中的十几个士兵;而是我是一个士兵,杀死了十几个敌国的平民。这是愚蠢的杀戮,因为这么做根本没有消灭任何战士……,因此,我无法认为自己毁灭了全部或部分社会观念。因此,我必须去征服社会观念,使其屈服,让其丧失一切能力。”
他用右手食指示意我。
“我就是这样做的!”
他放下手,继续说:
“我曾尝试理解什么是基本且最重要的社会概念。我要以这个社会概念为打击目标,尽量将之征服,使之不再具有影响力。金钱是最重要的。至少在我们那个时代是如此。如何征服金钱,或者更准确地说,如何征服金钱的力量和暴政?通过让我自己免受金钱的影响,远离金钱的力量,使我自己凌驾于金钱之上,使其处于废弃状态,这些都是与我有关的方式。你明白的,采用与我有关的方式,是因为我就是那个战斗的人:如果我要使其丧失对所有人的影响力,那我就不是要征服它,而是要毁灭它,因为那样可以彻底摆脱金钱这个观念。我已经告诉过你,哪种社会观念只可以通过社会革命来‘毁灭’,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垮台,与其他社会观念一起被摧毁。”
“我要如何才能使自己凌驾于金钱的力量之上?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我自己远离金钱的影响力,即是说:远离文明;前往乡村,吃树根,喝泉水;赤身**到处走,如同动物一样生活。可即便这么做并不困难,也不能与社会观念对抗。这本身甚至都算不上抵抗,顶多算是逃避。避免战斗并非害怕战斗,这是事实。然而这却是在道德上被击败了,因为这意味着不去战斗。这个方法属于这个类型:它与战斗有关,不是避免战斗。如何通过与金钱战斗,从而征服它?如何在不用避免与金钱迎头相击这个需要的情况下,使自己远离金钱的影响力和暴政?只有一个办法:获取金钱,获取大量金钱,以便再也感受不到金钱的影响力,获得的越多,越是远离金钱的影响力。只有当我凭借我身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所有信念和作为头脑清醒之人所有的全部逻辑,我真正看清了这一点,我才步入了我的无政府主义的真正阶段——即成为商人和银行家。”
他又停顿了片刻,讲到他的发现,他再一次变得情绪激动,充满热情。跟着,在还有些激动的情况下,他继续讲了起来:
“你还记不记得,我告诉过你,在我刚开始成为尽责认真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际,出现了两个逻辑上的难题吗?你还记不记得,我告诉过你,我用感觉而非逻辑的方式人为地解决了这些难题?”
“是的,我记得……”
“你记不记得我告诉过你,很久以后,当我终于发现了无政府主义的真正方式,我便从理性上解决了它们?”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