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观汉、唐人所引，颇有出《尚书大传》外者，可见以河内女子补之，《泰誓》始全也。马融辈以为《左传》、《国语》、《孟子》所引皆非今人之《泰誓》。《泰誓》称白鱼跃入王舟，火流为乌，语近神怪，以此疑今之《泰誓》。然如以今之《泰誓》为伏生所伪造，则非也。河内女子所得者，秦以前所藏，亦非伪造。以余观之，今之《泰誓》，盖当时解释《泰誓》者之言。《周语》有《泰誓故》，疑伏生所述，即《泰誓故》也。不得《泰誓》，以《泰誓故》补之，亦犹《考工记》之补《冬官》矣。然《泰誓》之文，确有可疑者。所称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何其诞也！
武王伐纣如有征调，当先下令。不征调而自来，不令而同时俱至，事越常理，振古希闻。据《乐记》，孔子与宾牟贾论大武之言曰：“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可见诸侯毕会，亦非易事。焉得八百诸侯，同时自来之事耶！此殆解释《泰誓》者张大其辞，以耸人听闻耳。据《牧誓》，武王伐纣，虽有友邦冢君，然誓曰：“逖矣，西土之人。”可知非西土之人，武王所不用也。又曰“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均在周之南部，武王但用此南部之人，而不用诸侯之师者，以庸、蜀诸师本在西方，亲加训练，而东方诸侯之师，非其所训练者也。所以召东方诸侯者，不过壮声势扬威武而已（此条马融疑之，余亦以为可疑）。
又观兵之说，亦不可信。岂有诸侯既会，皆曰可伐，而武王必待天命，忽然还师之理乎！是故伏生《泰誓》不可信。若以《泰誓故》视之，亦如《三国志》注采《魏略》、《曹瞒传》之类，未始可不为参考之助也。《泰誓》亦有今古文之别。“流为乌”，郑注：“古文乌为雕。”盖古文者，河内女子所发；今文者，伏生所传也（此古文非孔壁所得）。伏生发藏之后，张生、欧阳生传之。据《史记？娄敬传》，高帝时，娄敬已引“八百诸侯”之语。又《陆贾传》称陆生时时前称说《诗》、《书》，可见汉初尚有人知《尚书》者，盖娄敬、陆贾早岁诵习而晚失其书。
故《儒林传》云“孝文时求为《尚书》者，天下无有”。“无有”者，必无其书耳。然《贾谊传》称，谊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其时在文帝之前。《诗》本讽诵在口，《尚书》则在篇籍矣。可知当时传《书》者，不仅伏生一人，特伏生为秦博士，故著名尔。
《尚书》在景帝以前，流传者皆今文。武帝初，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孔安国献之。（据《史记》、《汉书》及《说文序》所引，所得不止《尚书》一种）。孔安国何以能通古文《尚书》？以其本治《尚书》也。伏生传《书》之后，未得壁经之前，《史记》称鲁周霸、孔安国、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孔安国、周霸皆申公弟子。申公之治《尚书》于此可见。贾谊本诵《诗》、《书》，故其孙嘉亦能治《尚书》）。
孔安国为博士，以《书》教授。儿宽初受业于欧阳生，后又受业于安国。所以然者，以欧阳生本与孔安国本不同耳。儿宽之徒，为欧阳高，大小夏侯。欧阳、大、小、夏侯三家，本之儿宽，而儿宽本之孔安国。孔安国非本之伏生，则汉之所谓今文《尚书》者，名为伏生所传。实非伏生所传也。三家《尚书》，亦有孔安国说，今谓三家悉伏生，未尽当也。今文《尚书》之名见称于世，始于三国，而非始于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