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春秋》特明言传授者，《易》本卜筮之书，《春秋》为国之大典，其事秘密，不以教士（此犹近代实录，不许示人），而孔子独以为教，故须明言为传授也。伏生《尚书》，何从受之不可知。孔壁古文既出，孔安国读之而能通。安国本受《尚书》于申公（此事在伏生之后），申公但有传《诗》、传《毂梁》之说，其传《尚书》事，不载本传，何所受学，亦不可知。盖七国时通《尚书》者尚多，故无须特为标榜耳。
孔子删《书》百篇之余为《逸周书》。今考《汉书？律历志》所引《武成》，与《逸周书？世俘解》词句相近，疑《世俘解》即《武成篇》。又《箕子》一篇，录入《逸周书》，今不可见，疑即今之《洪范》。逸书与百篇之书文字出入，并非篇篇不同。盖《尚书》过多，以之教士，恐人未能毕读，不得不加以删节，亦如后之作史者，不能将前人实录字字录之也。删《书》之故，不过如此。虽云《书》以道事，然以其为孔子所删，而谓篇篇皆是大经大法，可以为后世模楷，正未必然。即实论之，《尚书》不过片断之史料而已。
三、秦焚书。秦之焚书，《尚书》受厄最甚。揆秦之意，何尝不欲全灭《六经》。无如《诗》乃口诵，易于流传。《礼》在当时，已不甚行，不须严令焚之，故禁令独重《诗》、《书》，而不及《礼》（李斯奏言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盖《诗》、《书》所载，皆前代史迹，可作以古非今之资，《礼》、《乐》，都不甚相关。《春秋》事迹最近，最为所忌，特以柱下史张苍藏《左传》，故全书无缺。《公羊传》如今之讲义，师弟问答，未著竹帛，无从烧之。
《毂梁》与《公羊》相似，至申公乃有传授。《易》本卜筮，不禁。唯《尚书》文义古奥，不易熟读，故焚后传者少也。伏生所藏，究有若干篇，今不可知，所能读者二十九篇耳。孔壁序虽百篇，今不可知，所能读者二十九篇耳。孔壁序虽百篇，所藏止五十八篇。知《书》在秦时，已不全读，如其全读，何不全数藏之。盖自荀卿隆礼仪而杀《诗》、《书》，百篇之书，全读者已少，故壁中《书》止藏五十八篇也。此犹《诗》在汉初虽未缺，而治之者或为《雅》，或为《颂》，鲜有理全经者。
又《毛传》、《鲁诗》，皆以《国风》、《大》、《小雅》、《颂》为四始，而《齐诗》以水、木、火、金为四始。其言卯、酉、午、戌、亥五际，亦但取《小雅》、《大雅》而不及《颂》。盖杀《诗》、《书》之影响如此。然则百篇之《书》，自孔壁已不具。近人好生异论，盖导原于郑樵。郑樵之意以为秦之焚书，但焚民间之书，不焚博士官所藏。其实郑樵误读《史记》文句，故有此说。
《史记》载李斯奏云：“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此文本应读：“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者”，何以知之？以李斯之请烧书，本为反对博士淳于越，岂有民间不许藏《诗》、《书》，而博士反得藏之之理？《叔孙通传》，陈胜起山东，二世召博士诸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二世喜曰：“善！”令御史案诸生言反者下吏，曰非所宜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