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由作《东坡墓志》，字近七千，而散漫冗碎，不能收束。晦庵作《韩魏公志》，文成四万，亦不能收束。持较《史》、《汉》千余字之《李斯列传》，七八千字之《项羽本纪》，皆收束得住，不可同年而语矣。后人无作长篇之力量，则不能不学韩、柳之短篇，以求收束得住。所谓起伏照应之法。凡为作长篇不易收束而设也（此法宋人罕言，明人乃常言尔）。是故即论单篇独行之作，亦古今人不相及矣。
后世史须官修，不许私撰。学成班马，技等屠龙。唯子书无妨私作，然自宋至今，载笔之士，率留意独行之文，不尚著作。理学之士，创为语录，有意子部，而文采不足。余皆单篇孤行，未有巨制，岂不以屠龙之技为不足学耶？今吴江有宝带桥，绵亘半里，列洞七十，传为胡元时造。福建泉州有万安桥，长及二里，传为蔡襄所造。此皆绝技，后人更无传者。何者？师不以传之弟子，弟子亦不愿受之于师，以学而无所可用也。著作之文，每下愈况，亦犹此矣。
骈散之分
骈文散文各有体要。
骈文、散文，各有短长。言宜单者，不能使之偶。语合偶者，不能使之单。《周礼》、《仪礼》，同出周公，而《周礼》为偶，《仪礼》则单。盖设官分职，种别类殊，不偶则头绪不清，入门上阶，一人所独，为偶则语必冗繁。又《文言》、《春秋》，同出孔子，《文言》为偶，《春秋》则单。以阴阳刚柔，非偶不行，年经月纬，非单莫属也。同是一人之作，而不同若此，则所谓辞尚体要矣。
骈、散之分，实始于唐，古无是也。晋宋两代，骈已盛行。然属对自然，不尚工切。晋人作文，好为迅速。《兰亭序》醉后之作，文不加点，即其例也。昭明《文选》则以沉思翰藻为主，《兰亭》速成，乖于沉思，文采不艳，又异翰藻，是故屏而弗录。然魏晋佳论，譬如渊海，华美精辩，各自擅场。但取华美，而弃精辩，一偏之见，岂为允当，顾《文选》所收对偶之文，犹末极其工切也。
降及隋唐，镂金错采，清顺之气，于焉衰歇，所以然者，北入南学（如温子升辈是），得其皮毛，循流忘返，以至斯极。于是初唐四杰廓清之功，不可没也（颜师古作《等慈寺塔记铭》，有意为文，即不能工。杨盈川作《王子安文集序》，以为当时之文皆糅之金玉龙凤，乱之青黄朱紫，子安始革此弊）。
降及中叶，李义山始专力于对仗，为宋人四六之先导。王子安“落霞”、“孤鹜”二语，本写当时眼前景物，而宋人横谓“落霞”，飞蛾之号以对“孤鹜”，乃为甚工（宋人笔记中多此语），其可笑有如此者。骈文本非宋人所工，徒以当时表奏皆用四六，故上下风行耳。欧阳永叔以四六得第。虽宗韩柳，不非骈体（永叔举进士，试《左氏失之诬论》有“石言于晋，神降于莘，内蛇斗而外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语，颇以自矜）。
东坡虽亦作四六，而常讥骈体。平心论之，宋人四六，实有可议处也。清乾降时，作骈体者规摹燕、许，斐然可观。李申耆选《骈体文钞》（申耆，姚姬传之弟子，肄业钟山书院，反对师说，乃作是书），取《过秦论》、《报任少卿书》，一切以为骈体，则何以异于桐城耶？阮芸台妄谓古人有文、有辞，辞即散体、文即骈体，举孔子《文言》以证文必骈体。不悟《系辞》称“辞”，亦骈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