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中经实亦有误，以尊古故，不得不为揜饰。鼎彝愈可知已。常行者谓隶书，诸生者谓太学诸生。斗，汉隶作什，故曰人持十为斗。苛读如诃，故曰苛之字止句也。东汉诸儒，如此说解者多，具于纬书中。此段言东汉时人尊信隶书反对古文之状，然亦非时人之有意为是也。东汉人疏于史学，以汉律为皋陶作（见《论衡》），以《仓颉篇》为仓颉作。此类甚众。其信隶书为仓颉时书，亦无足怪。如无许书，妄说不知何底，许之功顾不伟哉？
《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矣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衺辞，使天下学者疑。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歬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
阙文者，别国之赴告，音义不明，不能强解，故阙之也。孔子晚年，见史官强不知之字以为知，故叹伤之。自古文字变更，本难全识，虽圣如孔子，亦未必尽识古文。不知不问，任用己私，妄加断议，此乃无根之谈，学者所宜屏绝。自许书之后，有《字林》，有《玉篇》，有《类篇》，承学之士，依以为准，不敢妄说。宋人侈谈钟鼎，即有不知不问人用己私之病。
夫钟鼎在汉时，去古未远，犹可十识七八。其入土至北宋而出者，相距约一千二三百年，以一千二三百年不传之字，而宋人忽妄云识之，乌可信哉？是故钟鼎释文，从来无一可据者。余谓今日观钟鼎款识者，当如外国人听中国戏，取其节奏之美而已，不复知为何语也。
若外人强欲解释中土戏曲，虽十人十异，必无一人能得其真意者。何者？其语不经传授，则解之为妄也。薛尚功以钟鼎作法帖，认为美术之一，此最为有识者。若其解说文字，亦与外国人强解中国戏曲等耳。近代人又好谈甲骨，甲骨真伪更不可知。即以为真，从而释之，其弊与侈谈钟鼎何异？观叔重言“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则知宋以来之穿凿者，皆无当于文字之学也。
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也。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
叔重之学，受之贾逵，逵之前尚有杜林诸人。由此远溯，更有张敞，以逮汉初诸公。以故九千字之说解，非叔重妄断。文字之学，非传授不可知。不用传授，人逞己私，则适为淆乱耳。叔重之书，异于是也。分别部居，不相杂厕者，所以正《仓颉》、《凡将》之杂乱也。
向来谓《说文》以小篆为本。咸同间，郑子尹以为《说文》所录皆古籀，以篆文之笔势，写古籀之字体。其说之谬，与孙渊如等。所以不取古籀为本者，一、古文行于人间者，广狭不能定，多寡不可知，未可据以为本。二、古文笔画紊乱，不可绳以六书。三、籀文虽可以六书解析，字亦有定，然文阙六篇，故亦未可据以为本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