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人认为已经八股化了的理学，是为今之大患，“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因此，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从理学中突围出来，倡明真真正正的圣学，从此王守仁不再有曲高和寡的孤单感，这让他更加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最终在思想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在一种不间断的澎湃的**中，心学已经茁壮成长起来。两年的假期一晃而过，收获的却硕果累累。
王守仁欣然整理行装赶赴京城就职——这将是王守仁讲自己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最好机会。
弘治十七年，他受命主持山东乡试，又在亲撰的乡试录中论及“老佛当道，由于圣学不明，纲纪不振，由于名.器太滥、用人太急、求效太速”，提出“分封清戎、御夷息讼”等经世主张。
王守仁以刑部主事的小官身份来任主考，面对的是到孔夫子之乡来典试儒学生徒，他自然感到这是“平生之大幸”。孔门高弟，也大多出于齐鲁。人杰与地灵互生共长。王守仁要在这片“灵秀奇特”的圣贤故乡、实践学做圣人的夙志，也算来朝圣的一点“贡献”。
最重要的是，终于可以从官场中找到了可以热血沸腾、一试身手的兴奋点。他此刻自我实现的意欲，跃马腾飞的冲动溢于言表。
他出的各科题目都很大胆，如首场“四书文”（八股文）问的居然是:“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这是儒学原教旨而不符合统治者心思的问题。当年孔子就因坚持这一“以道事君”的基本原则周游列国，而无可行其道之君，最后以终身不仕为代价。孟子更为激烈，几乎是不遗余力地狙击那些不讲道义，苟取富贵，以妾妇之道事君的无耻之徒。“不可则止”包含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气节。
这个命题在大一统君主专制体制中，是相当有冲撞性的。因为“不可则止”，包含着士子对君主“道不同不相与谋”的独立立场，包含着不给“地主首领”当狗、当家仆私臣的道义原则，价值取向。朱元璋大骂孟子，先毁后删改《孟子》就因为他要打击孟子的这种“革命”倾向。若朱元璋看见王守仁这样出题非诛九族不可！从这一点来讲，不得不对孝宗朱祐樘给予一个公正的评价——太老实了！
王守仁针对的是士人品节普遍滑坡的现实，他想重建“以道事君”的士人原则。“不可则止”貌似消极却体现着高贵的不合作精神，是士人保持道统的下限做法，这样才能杜绝为了往上爬无所不用其极的无耻行径。世相士风，但明代士人及士大夫追逐权力奔走权门的风气不是一日养成的，王守仁已痛感此风必须遏止，否则不但士将不士而且国将不国。
另一题目也见王守仁心思：“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这是孟子之热心肠一脉儒者信守的教义，但真普照士林，成为士风，是到了宋代。有名的如范仲淹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号召；张载之“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信条，都是杰出的体现，又春风化雨，广泽人心。
王守仁的心学就直承这一脉“仁者与万物一体”论而来。以天下为己任，事事皆关我心，“我”是“主人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强调小我统一于大我的历史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