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书爽朗地说：“以后与您切磋交流是少不了的。只是眼下本官尚有一事相求。不知先生能否答应？”
王守仁有些奇怪地问：“大人有何事情需要求我这个小小的龙场驿丞呢？”
席书说：“本官想聘请王守仁兄到省城内贵阳书院去主讲教席，不知王守仁兄能否应允？”
王守仁有稍许迟疑，说：“只是在下是一戴罪之人，贬谪在此。让我去主讲贵阳府学，是否妥当呢？”
席书说：“有什么不妥当的？本官提督学政，为诸生聘请一位德才兼备的老师，这是我份内的事情。谁会吃饱了为这么点破事去打小报告？再说，山高皇帝远，这儿离北京太远了，就算有人去打小报告，等皇上知道了，圣旨发到这儿，已过去了半年，学生们那时都该放假回家了。”
说罢，两人相视，哈哈大笑。
约一年后，阳书院的讲堂内，王守仁正在给贵阳府学的诸生们讲《中庸》。王欢恭立在一旁伺候。学生叶子苍诚恳地问：“老师，这一年来您常讲知行合一，可是如果只知道一味躬行实践，讲习讨论的功夫就可以忽略了吗？”
王守仁说：“我并不是这个意思。知行本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古代先圣之所以将知与行分开来讲，是因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地任意去做，完全不懂得地思考反省，这叫做冥行妄作，所以对这种人一定要先说一个‘知’字，而后他的行动才能不犯错误；又有一种人呢，整天茫茫然地悬空去思索，从来不肯着实地躬行实践，这种人则是揣摩影响，不见实际，所以一定要对他先说一个‘行’字，然后他才可能具有真知。因此，讲习讨论的功夫是不能废除的，但是只是一味讲习讨论，不去躬行实践，这种讲习讨论，最终又能有什么用呢？”
学生陈宗鲁说：“我觉得讲习讨论得足够了，才有胆量去实践。”
王守仁说：“等你讲习讨论得完美无缺了，恐怕你已经须发皆白了。”
学生们哈哈笑了起来。学生汤伯元说：“老师，先知后行，这也是朱晦翁（即朱熹）讲的，您为什么觉得不妥当呢？”
王守仁说：“先知而后行，从理论上讲似乎没错啊。问题在于，一旦心里承认了先知而后行，便总是把实践的问题一推再推，实际上把知与行割裂为两个东西。我提倡‘知行合一’，就好像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就认得一段。走到歧路处，有疑便问，问了又走，这样才能渐渐地到达目的地。譬如：现在的士人都知道‘存天理，去人欲’，可是成天讲习讨论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越分越细，越讲越支离琐碎。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己知的天理而不肯存养，面对己知的人欲而不肯去除，却还在那里发愁自己知得不多，讲习讨论得不够，这样的讲习讨论，不过是一场闲话而已，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大家既为圣人的门徒，就应该求一个知行合一并进的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