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继唐宋之后的第三个茶文化高峰，在这波澜壮阔的茶文化复兴中，闲静有致的金沙寺僧，从普通窑器制作的沉淀泥浆中，抟其细土，加以澄炼，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夹杂在其他日用陶器的空隙中，以划时代的意义，烧出了第一把紫砂壶。其后，明代万历年间的时大彬，仿照供春的款式，批量制作容量较大的紫砂壶。等他游历苏州等地，遇到像陈继儒那样懂茶爱茶的文人，明白了茶理之后，其制壶风格为之一变，他把文人情趣渗透到壶艺里，开始制作适于文人泡茶的小壶。并且一改金沙寺僧和龚春的“淘细土抟坯”，又在细土中混杂些石英砂颗粒，大彬壶便“不务妍媚而朴雅紧栗，妙不可思”，成为文人案头的把玩妙品，可生人闲远之思。明末四公子之一的陈贞慧，是江苏宜兴人，他在《秋园杂佩》里记载：“时壶名远甚，即遐陬绝域犹知之。其制始于龚春，壶式古朴风雅，茗具中得幽野之趣者。”得幽野旨趣，陈贞慧一语道破了茶与紫砂壶的真正迷人之处。
明代的文人，在泉石竹下、僧寮道院、栖神物外、坐语道德中，清神出表，以泻清臆，对紫砂壶的形制和大小提出了很高的审美标准。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说：“壶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瀹旋啜，以尽色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周高起从紫砂壶的结构和审美上，分析了在旋瀹旋啜的饮茶过程中、紫砂壶的选择问题，值得我们学习仿效。冯可宾《岕茶笺》中的见解，更是独到，他说：“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况茶中香味，不先不后，只有一时。太早则未足，太迟则已过。得见得恰好，一泻而尽。化而裁之，存乎其人，施于他茶，亦无不可。”
冯可宾讲得很客观，紫砂壶对爱茶之人，确实是以小为佳。得心应手的茶壶，比较容易控制茶与水的比例，容易把握好茶的出汤时间，太早则滋味寡淡，太迟则茶汤过浓、偏于苦涩。个中之妙，是熟谙茶性之后出汤的不先不后，这里的“不先不后，只有一时”，指的就是最佳的泡茶出汤平衡点，此时茶汤的色香味形韵，臻于最佳。
在茶席的应用中，我偏好朱泥的梨形壶。朱泥壶大小适当，密度较高，既不夺茶之香，又无熟汤气。并且梨形壶身材苗条，曲线简洁流畅，颇有“从来佳茗似佳人”的柔美，更有大家闺秀的气度。在茶席的布置中，富有内在韵致的梨形壶，在高度上，不但形成了与品茗杯的俯仰生姿、错落有致，而且朱红梨皮的视觉美，与如触凝脂的触觉美，极易与茶席上的其他色彩形成对比，而成为茶席的主角。
朱泥梨形壶，胎骨均匀，不丰而秀，极简的线面和自然的流线，颇具元、明、清三代文人的潇洒逸趣。古代文人对紫砂壶提出了自己的审美标准：“体小而趣，形神兼备，气韵生动。”据说惠孟臣和惠逸公造器之初，皆是爱朱泥梨皮的砂胎温润，壶形大小适中，又最合把玩的趣性。这种把玩的属性，正好契合了文人清赏的价值取向，颇得文人趣味。以手中玩物回到内在世界，或放逐，或怡情，超越物质的形似，进而形成传神生动的美学趣味，这几乎也是文人玩壶的终极目标，关乎宋、元以来，文人意识中对某种生命真实意义的追寻。朱泥壶往往是茶器中，最能体现温暖和精巧的典型，这种极简而又极美的红润娟秀，完全消除了多余的视觉累赘，达到了实用美和造型美的最佳平衡，消除了技艺与造物的对立，因此以“手中无梨式，难以言茗事”，表达出历代文人们对朱泥梨形壶的厚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