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的饮茶史，同时也是一部茶具的发展史。唐朝以前，茶具还没有上升到器的概念，那个时候的饮茶，尚停留在食用和药用，生存、生理层面上，没有上升到文化的行为。喝茶的器具，多为粗陶瓦盂，并且是喝酒、吃饭、饮茶混用的，不存在专门的饮茶工具。《茶经》中记载了西晋八王之乱时，晋惠帝“蒙尘还洛阳，侍中黄门，以瓦盂承茶上至尊”。贵为皇帝的晋惠帝喝茶，用的瓦盂就是古代盛装汤浆或食物的陶器，并没有专门的茶瓯。
陆羽著述《茶经》以后，抛弃了煮茶过程中的葱、姜、枣、橘皮、薄荷等诸多调料，把茶饮从瀹疏羮饮中提升出来，成为一种“越众饮而独高”的独立的文化饮品，丰富了人类的饮食和精神生活。
唐代的《封氏闻见录》记述，陆羽论说煎茶炙茶之法，又造了二十四种茶具，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于是，每个爱好茶的人，会因拥有一套自己的茶具而自豪。有个叫常伯熊的人，不停地广为润色陆羽的茶论，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以饮茶为时尚。饮茶之风的兴起，刺激了对专用茶具的需求，专用茶具的推广，又同时提升了饮茶的品质和茶饮的审美情趣。
唐代的茶器用瓷，以北方类银似雪的白瓷与如玉似冰的青瓷，最为受人瞩目。白居易诗云“白瓷瓯甚洁”，皎然也赞美“素瓷雪白漂沫香”。颜真卿、陆士修、皎然等六人的月夜茶会，所作的《五言月夜啜茶联句》中，陆士修有“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
的精彩联句。诗中的素瓷，即是白瓷。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皎然和白居易等人，喝茶还是喜欢用白瓷的，此时的陆羽，是否已经提出了“青瓷益茶”的著名论断？还不好去猜测。
《茶经》问世以后，陆羽“青瓷益茶”的观点，对唐代煎茶的品饮美学，影响深远。陆羽认为，越瓷类玉，这使得古代君子与玉比德、“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的美学思想，在茶具中有了充分体现。又言越瓷类冰，其冰清玉洁的质感，其实也是饮茶君子内在人格的外在表现。因煎茶、炙茶的原因，茶汤可能因轻微发酵而使茶汤绿中泛黄，越瓷的青绿釉色，可使茶与器的色泽相得益彰。釉色的绿，会衬托得茶色更绿，茶的汤色，也会因青瓷釉色的影响，而愈发含蓄、深沉、自然。
另外，陆羽从茶器的功用上也讲，越瓷的茶碗“口唇不卷，底卷而浅”，是适合饮茶的。越瓷的茶碗，口沿不外翻，利于饮茶时茶碗与口唇的密切接触。茶碗的浅而不高，使茶碗具备更高的稳定性，使用起来比较安全。
从唐代的诗词里，我们能读到很多对青瓷的赞美之句，这可看作是对茶器美学的有益补充。唐代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中写道：“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施肩吾有这样的诗句：“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陆龟蒙这样赞美越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从出土的越窑瓷片，以及秘色瓷器的青绿色可以判断，“青中带湖绿，不留一丝黄”，这种纯净的不沾一点烟火气的青瓷，确实最利于唐代煎茶的茶汤欣赏。
陆羽说：“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在唐代，没有多少发展前景的黑瓷茶器，到了宋代突然受到重视，并能发展到极致。唐代的黑色茶器，造型线条不是不够简练，釉光温润不是不够深沉，然而不被重视的主要原因，就在于黑瓷不能呈现当时的茶汤之美，归根到底，还是功能上的欠缺。
宋代是中国瓷器发展的高峰，是钧、汝、官，哥、定等名窑珍品辈出的时代。但为什么上到皇帝下至平民，唯独钟爱通体施以黑色釉水的建盏呢？作为斗茶、鉴茶、赏茶、喝茶的工具，不是因为器具的珍稀难得，才会备受茶人的珍视和推崇，关键要看茶器能否准确无误、恰如其分地去表现和表达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