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去，现代宗教的第二个使命，我相信，就是配合着自我考察的结果，情愿作到内部的种种改造——不但要修改甚或抛弃那些站不住的教义教条，还要改组每个宗教的制度形式的，消灭那些形式，甚或，如果必要，取消那些形式。教人知道生命可以失而复得，是各大宗教共有的精神。反过来说，在堕落的情况中生存下去还不如死，也是真理。这一点对欧、美、印度、日本那些高度有组织，高度形式化的宗教说来是特别有意义的。
我们研究中国宗教的历史，可以看到很可注意的现象：因为那些宗教的制度形式薄弱，所以新的宗教总是渐渐的，几乎不知不觉的代替了旧的宗教。禅宗就是这样慢慢代替了一切旧派；净土宗也这样慢慢浸入了所有的佛教寺院和家庭。儒教也是这样，东汉的注家慢慢盖过了较古的各派，后来又和平的让位给朱子和他那一派的新解释；从宋学到王阳明的转变，随后又有趋向于近三百年的考据学的转变，都是以同样渐进方式完成的。
别的宗教却都不是这样。他们的每一个新运动都成了定理，都抗拒再进一步的变化。圣芳济会（Franciscans）在十三世纪是一个改革运动，到了二十世纪却依然是一个有权势的宗教，路得派与加尔文派在基督革新的历史上都占一个先进地位，到了我们当代却成了反动教派。所有这许许多多的宗派，本来应当是一个伟大宗教的一条演进的直线上的一些点或阶段，在今日却成了一个平面上并存的相对抗的势力，每一个都靠制度形式和传教工作使自己永存不灭，每一个都相信只有它可以使人逃避地狱之火而达到得救。而且，这样不愿失了历史的效用只想永存下去的顽强努力，在今日还引起一切更老的宗教仿效，连中国的太虚和康有为也有仿效了。要求一切宗教，一切教派，一切教会，停止一切这样盲目的对抗，宣布休战，让他们都有机会想想所有这一切都为的是什么，让他们给宗教的和平、节省、合理化定出一部“全面的法典”——难道现在还不应当吗？
一个现代的宗教的最后一个大使命，就是把宗教的意义和范围扩大、伸长。我们中国人把宗教叫作“教”，实在是有道理的。一切宗教开头，都是道德和社会的教化的大体系，归结却都变成了信条和仪式的奴性的守护者。一切能思想的男女现在都应当认清楚宗教与广义的教育是同共存在的，都应当认清楚凡是要把人教得更良善、更聪智、更有道德的，都有宗教和精神的价值；更都应当认清楚科学、艺术、社会生活都是我们新时代、新宗教的新工具，而且正是可以代替那旧时代的种种咒语、仪式忏悔、寺院、教堂的。
我们又要认清楚，借历史的知识看来，宗教不过是差一等的哲学，哲学也不过是差一等的科学。
假如宗教对人没有作用，那不是因为人的宗教感差了，而是因为传统的宗教没有能够达成它的把人教得更良善、更聪智的基本功能。种种非宗教性的工具却把那种教化作得更成功，宗教本身正在努力争取这一切工具来支持它的形式化的生活。于是有了那些Y.M.C.A.（基督教青年会）和那些Y.M.B.A.（佛教青年会）。但是为什么不能省掉第三个首字母（第三首字母代表基督教的C和代表佛教的B）呢？
为什么不坦白承认这一切运动都已没有旧的宗教性了。为什么不坦白承认这一切如果有宗教性，只是因为他们有教育性，只是因为他们要把人教得更有道德，更尊重社会呢？又为什么不爽快把我们一切旧的尊重支持移转到那些教育的新工具上，转移到那些正在替代旧的宗教而成为教导、感发、安慰的源泉的工具上呢？
因此，一切现代宗教的使命，大概就是要把我们对宗教的概念多多扩大，也就是要把宗教本来有的道德教化的功用恢复起来。一个宗教如果只限于每星期一两个小时的活动是不能发扬的；一个宗教的教化范围如果只限于几个少数神学班，这个宗教也是不能生存下去的。现代世界的宗教必须是一种道德生活，用我们所能掌握的一切教育力量来教导的道德生活。凡是能使人高尚，能使人超脱他那小小的自我的，凡是能领导人去求真理、去爱人的，都是合乎最老的意义的、合乎最好的意义的宗教；
那也正是世界上一切伟大宗教的开创者们所竭力寻求的、所想留给人类的宗教。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