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最大胆的论旨是说《易经》虽然向来被看作一部深奥的哲理圣典，其实原来只是卜筮用的本子，而且只有把《易》当作一部卜筮的书，一部“只是为卜筮”[64]的书，才能懂得这部书。“八卦之画本为占筮，……文王重卦作繇辞，周公作爻辞，亦只是为占筮。”“如说田猎、祭祀、侵伐、疾病，皆是古人有此事去卜筮，故爻中出此。”“圣人要说理，……何不别作一书，何故要假卜筮来说？若作卜筮看，极是分明。”[65]
这种合乎常识的见解在当时是从来没有人说过的见解。然而他的一个朋友表示反对，说这话“太略”。朱子答说：“譬之此烛笼，添得一条骨子，则障了一路明。若能尽去其障，使之体统光明，岂不更好？”[66]
这是一个真正有革命性的说法，也正可以说明朱子一句深刻的话：“道理好处又却多在平易处”。[67]然而朱子知道他的《易》只是卜筮之书的见解对他那个时代说来是太急进了。所以他很伤心地说：
“此说难向人道，人不肯信。向来诸公力求与某辨，某煞费力气与他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说，只做放那里，信也得，不信也得，无许多力气分疏。”[68]
朱子的《诗集传》（1117）在他身后做了几百年的标准读本，这部注解也是他可以自傲的。
他这件工作有两个特色足以开辟后来的研究道路。一个特色是他大胆抛弃了所谓《诗序》所代表的传统解释，而认定《雅》、《颂》和《国风》都得用虚心和独立的判断去读。另一个特色是他发现了韵脚的“古音”；后世更精确的全部古音研究，科学的中国音韵的前身，至少间接是他那个发现引出来的。
作《通志》的郑樵（1104～1162）是与朱子同时的人，但是年长的一辈，出了一部小书《诗辨妄》，极力攻击《诗序》，认为那只是一些不懂文学，不懂得欣赏诗的村野妄人的解释。郑樵的激烈论调先也使我们的哲人朱子感到震动，但他终于承认：“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69]
我再举相冲突的观念引起疑惑的一个好例，也是肯虚心的人能容受新观念，能靠证据解决疑惑的好例。朱子谈到他曾劝说他的一个一辈子的朋友吕祖谦（1137～1181），又是哲学上的同道，不要信《诗序》，但劝说不动。他告诉祖谦，只有很少几篇《诗序》确有《左传》的材料足以作证，大多数《诗序》都没有凭证。“渠却云，‘安得许多文字证据？’某云，‘无证而可疑者，只当阙之，不可据序作证。’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证。’某因云，‘今人不以诗说诗，却以序解诗。’”[70]
朱子虽然有胆量去推翻《诗序》的权威，要虚心看每一篇诗来求解诗的意义，但是他自己的新注解，他启发后人在同一条路上向前走动的努力，却还没有圆满的成绩。传统的分量对朱子本人，对他以后的人，还太沉重了。然而近代的全不受成见左右的学者用了新的工具，抱着完全自由的精神，来做《诗经》的研究，绝不会忘记郑樵和朱熹的大胆而有创造性的怀疑。
朱子的《诗经》研究的第二个特色，就是叶韵的古音方面的发现，他在这一方面得了他同时的学者吴棫（死在1153或1154）的启发和帮助。吴棫是中国音韵学一位真正开山的人，首先用归纳的方法比较《诗》三百篇押韵的每一句，又比较其他上古和中古押韵的诗歌。他的著作不多，有《诗补音》、《楚辞释音》、《韵补》。只有最后一种翻刻本传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