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曰理解者，即寻其腠理而析分之也。
（《与段玉裁书》，《年谱》页三四）
依他的说法，理即是事物的条理，在事情之中，而不在人心之内。人心只有血气心知，心知只是可以求理的官能；用心知去寻求事情的条理，剖析区分，至于无差失，那就是理。科学家求真理，是如此的。法官判断诉讼也是如此的。人生日用上的待人接物，谋合理的生活，也是如此的。
理学最不近人情之处在于因袭中古宗教排斥情欲的态度。戴学的大贡献正在于充分指出这一个紧要关键。
周子《通书》曰，圣可学乎？曰，可。
有要乎？曰，有。
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
明，通，公，溥，庶矣哉！
戴氏引此段，加上评论道：
此即老、庄、释氏之说，（他说“老庄释氏”，即是泛指“中古宗教”，全书一致如此。）
朱子亦屡言“人欲所蔽”，皆以为无欲则无蔽。……有生而愚者，虽无欲，亦愚也。凡出于欲，无非以生以养之事。欲之失为私不为蔽。自以为得理，而所执之（疑当作看）实谬，乃蔽而不明。
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与蔽二端而已。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欲生于血气，知生于心。因私而咎欲，因欲而咎血气。因蔽而咎知，因知而咎心。
老氏所以言常使民无知无欲，彼自外其形骸，贵其真宰。后之释氏，其论说似异而实同。宋儒出入于老释，故杂乎老释之言以为言。（程明道“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
张横渠“访诸老释之书累年，尽究其说”。朱子学禅最早，见李延平后，复回到释氏，至四十岁左右，尚说“为他佛说得相似”。）
《诗》曰，“民之质矣，日用饮食。”《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人知老、庄、释氏异于圣人，闻其无欲之说，犹未之信也。于宋儒则信以为同于圣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视古贤圣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而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疏证》十）
这里的历史见解是很正确的。宋儒以来的理学挂着孔教的招牌，其实因袭了中古宗教的种种不近人情的教条。中古宗教的要点在于不要做人而想做菩萨神仙。这固是很坏，然而大多数的人究竟还想做人，而不想做神仙菩萨。故中古宗教的势力究竟还有个限度。到了理学家出来，他们把中古宗教做菩萨神仙之道搬运过来，认为做人之道，这就更坏了。主静去欲，本是出世之法，今被误认作入世之法，又傅会《伪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话，于是一班士大夫便不知不觉地走上了顾炎武所谓“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戴震也说宋以来的理学家对于举凡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人欲”；故终其身见欲之难制。
其所谓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过绝情欲之感耳。（《疏证》四三）
这都是中古不近人情的宗教的变相。人人乱谈“存天理，去人欲”，人人瞎说“得乎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于是中国的社会遂变成更不近人情的社会了。
戴学的重要正在于明白攻击这种不近人情的中古宗教遗风。例如朱子曾说，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
这种人生观把一切人欲都看作反乎天理，故主张去欲，无欲，不顾人的痛苦，做出种种违反人情的行为。这正是认一种偏见为天理了。戴氏以为这样把“理”“欲”看作相反的，有三种大害处：
（1）专苛责贤者，使天下无好人，君子无完行。——俗话说的：“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
（2）养成刚愎自用，残忍惨酷的风气。——即是上文说的“以理杀人”。人人认意见为理，故挂了“理”的招牌，做许多残忍惨酷之事。
（3）鼓励人做诈伪的行为。——伪君子便是一种结果。虚荣心的引诱，使人做出不近人情的行为，以博虚名或私利。
所以他大胆地说：
理者，存乎欲者也。（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