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多年（1050～1600）的理学，到后来只落得一边是支离破碎的迂儒，一边是模糊空虚的玄谈。到了十七世纪的初年，理学的流弊更明显了。五百年的谈玄说理，不能挽救政治的腐败，盗贼的横行，外族的侵略。于是有反理学的运动起来。
反理学的运动有两个方面：
（1）打倒（破坏）
打倒太极图等等迷信的理学，——黄宗炎、毛奇龄等。
打倒谈心说性等等玄谈，——费密、颜元等。
打倒一切武断的，不近人情的人生观，——颜元、戴震、袁枚等。
（2）建设
建设求知识学问的方法，——顾炎武、戴震、崔述等。
建设新哲学，——颜元、戴震等。
现在我想在这几天内，提出四个人来代表这反理学的时期。顾炎武代表这时代的开山大师。颜元、戴震代表十七八世纪的发展。最后的一位，吴稚晖先生，代表现代中国思想的新发展。
二 顾炎武（亭林，生1613，死1682）
顾炎武三十二岁时，明朝就亡了。他的母亲是个贞女，受过明朝的旌表，故明亡之后，她就绝食三十日而死，遗命教她的嗣子不做新朝的官，故他终身做明朝的遗民。他深痛亡国之祸，决心要研究有实用的学术。他是苏州昆山人，国变后移居北方，住山东稍久，旅行西北各地。他旅行时，用二匹马，二头骡子，载书自随；遇山川险要，便寻老兵访问形势曲折；有新奇的发现，便在村店中打开书籍参考。他的著作有几十种，最重要的是：
《音学五书》，三十九卷。
《日知录》，三十六卷。
《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
顾氏很崇敬朱子；他在陕西时，曾捐钱助建朱子祠。但他很反对宋明以来的理学。他有《与友人论学书》说：
百余年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
我弗敢知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日博学于文，日行已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去之弥远也。
他的宗旨只有两条，一是实学，一是实行。他所谓“博学于文”，并不专指文学。乃是包括一切文物，——“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故他最研究国家典制，郡国利病，历史形势，山川险要，民生状况。他希望拿这些实学来代替那言心言性的空虚之学。
他又说：
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较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
他讲经学，也开一个新的局面。也反对那主观的解说，所以他提倡一种科学的研究法，教人从文字声音下手。他说：
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答李子德书》）
“考文”便是校勘之学，“知音”便是音韵训诂之学。清朝一代近三百年中的整治古书，全靠这几种工具的发达。在这些根本工具的发达史上，顾炎武是一个开山的大师。
我们举一条例来证明他治学的方法。《书经·洪范》有这二句：
无偏无颇，遵王之义。
唐明皇说“颇”不协韵，当改作“陂”字。顾氏说“颇”字不误，因为古音读“义”如“我”，与“颇”字正协韵。他举了两条证据：
（1）《易·象传》：鼎耳革，失其义也。
覆公，信如何也。
（2）《礼记·表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
仁者人也，道者义也。
这样用证据（Evidence）来考订古书，便是学术史上的一大进步。这便是科学的治学方法。科学的态度只是一句话：“拿证据来！”
这个方法不是顾炎武始创的，乃是人类常识逐渐发明的。“证”这个观念本是一个法律上的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