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二)
他又说:
六朝人止[把红头阿三的宗教][8]去配合乡老的闲谈。所以止是柴积上日黄中的话头。
到配了[局董的][9]规条,便有了威权。
这两句话真是吴先生独到的历史眼光。他的意思是说,六朝人止用老庄(乡老)的思想来傅会佛教思想,不过是一种新式的清谈而已。到了宋儒用佛教思想来解释儒家(局董)的思想,用出世之道来做修己治人的规条,便有了威权了。所以吴先生说:
现在读起《十三经》来,虽孔圣人、孟贤人直接晤对,还是温温和和,教人自然。惟把朝奉先生等语录学案一看,便顿时入了黑洞洞的教堂大屋,毛骨竦然,左又不是,右又不是。
这种见解,从历史上看来,同戴震等人的反理学的主张完全相同。但戴震等人想推翻理学而回到《六经》,那便是不懂历史趋势的论调。吴先生看清了历史,所以他的反理学的结论要我们向前走,走上科学的路,创造物质文明。
吴先生承认这三百年的中国学术史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他说:
南宋以后,社会多少干枯!经老鞑子(元)小和尚(明太祖)同他们缠夹二先生了一阵,空气里稍有一点生趣。不料他又要嘘冷气;幸亏所谓王阳明、顾宪成之类,也是粗粗粗;
就被顾炎武等跑到前面去了。所以新鞑子的世界便五光十色,大放光明。我们的经院黑暗时代,最冷酷的是南宋;文艺复兴是清朝。……今日社会尚有一种怪声,群谓我们还要从文艺复兴入手,又是骑马寻马,倒开火车的大谬误。我们今日文学美术自然也当整理改造,正是接连了令他光大的时代;与欧洲今日去整理改造那三百年前复兴之草创物,其事正同。今之所谓国学,在顾、黄辈远接汉唐,推倒宋元之空疏黑暗,乃为复兴。于是戴、钱接顾、黄,段、阮接戴、钱,经洪、杨小顿挫,俞樾、张之洞、黄元同、王先谦等又接段、阮;接俞、张等者,如刘师培、章炳麟等,竟跑进民国,或尚生存。何时黑暗,而当复兴?即文学美术,但就中国言清朝至今,亦复兴了汉唐之盛,远过南宋元明。何时黑暗,而当复兴?难道把戊戌以后十余年之一短时,给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打倒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又经陈颂平与吴稚晖私把线装书投入毛厕,便算黑暗么?然而其时恰又制造了中国裴根、狄卡儿、斯密亚丹等,如丁文江、张嘉森、章士钊等一群怪物出来。乃是文艺复兴后的新气象,何能算黑暗?文艺不曾黑暗,复兴二字,真算无的放矢之谈。
(一四二至一四三)
“文艺何时黑暗,而当复兴?”这也是吴先生独到的历史见解。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在历史上固然重要,然而西洋文化之有今日,却并不靠这个时期的成绩。希腊、罗马的文艺之提倡,宗教的改革,也不过如清代汉学时期脱离中古宗教稍远,使社会稍有生趣而已。欧洲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再进一步,做到工业革命,造成科学世界的物质文明,方才有今日的世界。吴先生也只是要我们再进一步,抛开宋学、汉学之争,抛开洋八股,努力造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然后这三百年的文化趋势才可算有了个交代也。
丁文江先生骂张君劢先生被“玄学鬼附在身上”,张先生也就居之不疑,极力代玄学辩护。吴老先生在旁边看的分明,忍不住大笑道:
张先生并不是撞见了玄学鬼,他乃不曾请教玄学鬼。他的人生观是误在他的宇宙观。
(《箴洋八股》,页三)
这不是说笑话。吴先生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们若要讨论人生观的问题,不可不建立一种新的玄学。
当日替科学作战的丁文江先生,也只到了英国式的“存疑主义”便停住了,不肯再向前进。只有吴老先生奋勇冲向前去,大胆地建立他的新玄学。当时我曾代他说明道:
我们在这个时候,既不能相信那没有充分证据的有神论,心灵不灭论,天人感应论,……
又不肯积极地主张那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唯物的人生观,……怪不得独秀要说“科学家站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