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1927）我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讲演《中国近三百年的四个思想家》，我举了四个人代表这三百年中“反理学”的趋势：（一）顾炎武，（二）颜元，（三）戴震，（四）吴敬恒。讲演全文曾在《贡献》杂志第一卷里发表过。本来我想把前三章放大重写，加上几个人，作为一部单行的册子。
但一年多以来，这个志愿终不能实现。现在只好把这几篇讲稿收在《文存》里，改题为“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表示这三百年中不仅是这四个人，我不过举他们四人作为有代表性的例子罢了。
参看我的《费经虞与费密》（《文存》二集卷一，页七五～三八）和《戴东原的哲学》（商务印书馆出版）。
十九，一，廿八
一 引子
中国的近世哲学可分两个时期：
（A）理学时期——西历一〇五〇至一六〇〇。
（B）反理学时期——一六〇〇至今日。
理学是什么？理学挂着儒家的招牌，其实是禅宗、道家、道教、儒教的混合产品。其中有先天太极等等，是道教的分子；又谈心说性，是佛教留下的问题；也信灾异感应，是汉朝儒教的遗迹。但其中的主要观念却是古来道家的自然哲学里的天道观念，又叫做“天理”观念，故名为道学，又名为理学。
程颢（大程子，明道先生，死于1085）最初提出“天理”的观念，要人认识那无时不存，无往不在的天理。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是体认天理，“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这是纯粹的道家的自然哲学。
程颐（小程子，伊川先生，死于1107）的天资不如他的哥哥，但比他哥哥切实的多。他似乎受了禅宗注重理解的态度的影响，明白承认知识是行为的向导，“譬如行路，须要光照”。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案，规定了近世哲学的两条大路：
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敬”是中古宗教遗留下来的一点宗教态度。凡静坐。省察，无欲，等等都属于“主敬”的一条路。“致知”是一条新开的路，即是“格物”，即是“穷理”：“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所以程子教人“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今日穷一理，明日又穷一理”。
后来的理学都跳不出这两条路子。有些天资高明的人便不喜欢那日积月累的工作，便都走上了那简易直截的捷径，都希望从内心的涵养得到最高的境界。宋代的陆象山（九渊，死于1192）与明代的王阳明（守仁，生1472，死1528）都属于这一派。
有些天资沉着的人便不喜欢那空虚的捷径，便耐心去做那积铢累寸的格物工夫，他们只想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做到那最后的“一旦豁然贯通”的境界。宋代的朱子（朱熹，生1130，死1200）便是这一派的最伟大的代表。
要明白这两派的争点，可看王阳明格竹子的故事。阳明说：
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朱子），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
这个故事很可以指出“格物”一派的毛病。格物致知是不错的，但当时的学者没有工具，没有方法，如何能做格物的工夫？痴对着亭前的竹子，能格出竹子之理来吗？故程朱一派讲格物，实无下手之处；所以他们至多只能研究几本古书的传注，在烂纸堆里钻来钻去，跑不出来。反对他们的人都说他们“支离，破碎”。
但陆王一派也没有方法。陆象山说，心即是理，理不解自明。王阳明教人“致良知”。这都不是方法。所以这一派的人到后来也只是口头说“静”，说“敬”，说“良知”，都是空虚的玄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