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比傻瓜做得更好些才行。所以我决定试着化敌为友。显然，这是个挑战，也是个游戏。我告诉自己：“是的，如果我是她的话，我也可能有跟她的一样的感受。”于是，我决定接受她的观点。当下一次去费城时，我给那位女士打了电话。下面是我们的部分谈话：
我：“某某夫人，您几个星期以前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希望向您表达我的谢意。”她（用非常礼貌的语气）：“很荣幸和您通话，请问您是哪一位？”
我：“您没有见过我，我叫戴尔·卡耐基。在几个星期前，您收听过一次我有关露易莎·梅·奥尔科特的电台评论。我犯了个难以谅解的错误，居然说她住在新罕布夏州的康科特。这个错误非常的愚蠢，我特地为了这件事向您道歉。您真是个好心人，能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写信来给我纠正。”
她：“卡耐基先生，那封信是我写的，非常抱歉，我是一时意气用事，我必须向您道歉。”
我：“不！该道歉的是我，不是您。即使是一个小学生也不会犯我那种错误。在那次评论后的第二个星期天，我在广播中道过歉了，现在，我想专门向您亲自道歉。”
她：“我就出生在麻省的康科特。200多年了，我家族里的人一直参与麻省的重大事情，那是让人自豪的故乡啊。所以，当我听到你说新罕布夏是奥尔科特小姐的出生地时，我伤心极了。但是，我对我写了那封信感到歉意。”
我：“我想我伤心的程度是您的10倍。我的错误并没让马萨诸塞州损失什么，但却让我自己非常难过。具有您这种身份及文化背景的人士，很难得给电台的人写信。假如您再次在广播中发现我错了，希望您再写信来纠正我。”她：“您知道吗？对您接受了我的批评，我感到非常高兴。您真是个好人。我很愿意成为您的朋友。”
于是，因为我向她道歉并接受她的观点，所以她也向我道歉并接受我的观点。我很满意，因为我止住了火气，并且用谅解友好的态度，来回应羞辱。我让她对我的态度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因此非常满意。如果我当时也是以牙还牙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了。
美国的历任总统，几乎每天都要面临着怎样对待别人的问题。塔夫特总统就是其中一个，但他从经验中明白了“同情”的巨大作用。塔夫特在他写的《服务的道德》一书中，列举了一件事情，详细阐述了他是怎样让一位有野心的母亲，从失望的怒火中平静下来的。
塔夫特写道：“有一位夫人住在华盛顿，她的丈夫是位有一些政治影响力的人物，她来找我，请求我给他的儿子安排一个职位，她为此缠了我6个多星期，并且许多参议员及众议员也支持她，和她一块儿见我，为她作保。但是，这个职位的工作需要具备相应的专门技能的人，于是在该局局长的推荐下，我任命了另外一个人。”
“随后，那位母亲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是世上最坏的人，因为我的行为剥夺了她的快乐，本来我可以很容易做好的。她还说她和她的州代表商量过了，要对一项我特别感兴趣的行政法案投反对票，她说这是对我的报复。当收到这样的一封信时，你立即就会想，这真是一个不讲道理又没有礼貌的人，随后你可能就会马上给她回信。但聪明的做法是，先把信锁进抽屉，等上两天。这种事情，一般是等两天再回信。而两天后，你再拿出信时，就不会再想寄了。”
“我正是这样做的。我坐下来，用尽可能客气的语气给她写回信。我对她说，我非常清楚一个身为一位母亲在这种情况下，一定非常失望，但是，我不能随便根据个人感情来任命官员，我必须选择一个有相应的技术和经验的人，所以，我必须接受局长的推荐。并且，我进一步表示，我希望她的儿子在当前的职位上能实现她对他的期望。这平息了她的恼怒，她在一张写给我的便条中，对于她上次写给我的那封信表示了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