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现在的一切，并不全都是你自己造成的。所以，那些让你讨厌的家伙，他们的德行也并不全在于他。所以，那是个可怜的人，为他难过，可怜他，同情他吧。约翰·戈福看见一个喝醉的乞丐摇摇晃晃地走在街道上时，说：“要不是上帝的恩赐，我就会像他一样。”在你所遇见的人中，大部分都渴望得到同情。同情他们吧，你将会得到他们的爱。
有一次，我在电台发表演说，评论《小妇人》的作者露易莎·梅·奥尔科特。我本来知道她是住在麻省的康科特，并且她那本不朽的著作就是在那儿写成的。可我竟想也没想地说我曾到新罕布夏州的康科特凭吊她的故居。如果我说了一次也就罢了，我的天，我竟然说了两次！
于是，无数的信件、电报像马蜂一样涌进我的办公室，让没有准备的我不停地应付。多数是在表达气愤，当然还有一些是侮辱我的。有一个住在费城叫卡洛妮亚·达姆的女士，麻省的康科特恰好是她从小长大的地方，她残酷地把全部的怒火都发泄到我身上。我想，即使我说艾尔科特小姐是来自新几内亚的食人族，她的火气也不会更大了，因为她的火气实在是大得不能再大了。
我读着她的信，对自己说：“哦，上帝，我幸亏没有娶这个女人。”我真想写信回敬她两句，因为，我犯的这个地理错误，实在比不上她在对人礼节上犯的错误。可是我没有那样做，我控制住了自己。我知道，如果我那样做的话，我就等于是一个冒失的傻瓜。
我要比傻瓜做得更好些才行。所以我决定试着化敌为友。显然，这是个挑战，也是个游戏。我告诉自己：“是的，如果我是她的话，我也可能有跟她的一样的感受。”于是，我决定接受她的观点。当下一次去费城时，我给那位女士打了电话。下面是我们的部分谈话：
我：“某某夫人，您几个星期以前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希望向您表达我的谢意。”她(用非常礼貌的语气)：“很荣幸和您通话，请问您是哪一位？”
我：“您没有见过我，我叫戴尔·卡耐基。在几个星期前，您收听过一次我有关露易莎·梅·奥尔科特的电台评论。我犯了个难以谅解的错误，居然说她住在新罕布夏州的康科特。这个错误非常的愚蠢，我特地为了这件事向您道歉。您真是个好心人，能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写信来给我纠正。”
她：“卡耐基先生，那封信是我写的，非常抱歉，我是一时意气用事，我必须向您道歉。”
我：“不！该道歉的是我，不是您。即使是一个小学生也不会犯我那种错误。在那次评论后的第二个星期天，我在广播中道过歉了，现在，我想专门向您亲自道歉。”
她：“我就出生在麻省的康科特。200多年了，我家族里的人一直参与麻省的重大事情，那是让人自豪的故乡啊。所以，当我听到你说新罕布夏是奥尔科特小姐的出生地时，我伤心极了。但是，我对我写了那封信感到歉意。”
我：“我想我伤心的程度是您的10倍。我的错误并没让马萨诸塞州损失什么，但却让我自己非常难过。具有您这种身份及文化背景的人士，很难得给电台的人写信。假如您再次在广播中发现我错了，希望您再写信来纠正我。”
她：“您知道吗？对您接受了我的批评，我感到非常高兴。您真是个好人。我很愿意成为您的朋友。”
于是，因为我向她道歉并接受她的观点，所以她也向我道歉并接受我的观点。我很满意，因为我止住了火气，并且用谅解友好的态度，来回应羞辱。我让她对我的态度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因此非常满意。如果我当时也是以牙还牙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了。
美国的历任总统，几乎每天都要面临着怎样对待别人的问题。塔夫特总统就是其中一个，但他从经验中明白了“同情”的巨大作用。塔夫特在他写的《服务的道德》一书中，列举了一件事情，详细阐述了他是怎样让一位有野心的母亲，从失望的怒火中平静下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