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种桑养蚕，引进南方的先进耕作。他自言：“家世寒素，耕读相承，少小从事农亩，于北农南农诸书性喜研求，躬验而有得。”他考证，西北历史上即有养蚕，《诗经》采桑之咏，说的就是陕西邠州和甘肃泾州的事。他大声疾呼改变当地保守、懒惰的恶习，要养蚕植棉，不要“坐失美利，甘为冻鬼”。又从浙江引来桑苗并工匠六十人，还亲自在酒泉驻地栽了几百株桑示范。蚕桑随之在西北逐渐推广。“向之衣不蔽体者亦免号寒之苦。”他又严禁烧荒，保护植被，“况冬令严寒，虫类蜷伏，任意焚烧，生机尽矣，是仁人君子所宜为？”左宗棠的远景目标是就地取材，靠养羊、纺毛、种桑、种棉，解决西北人民的穿衣问题。
二是美化城镇，改善环境。虽战事紧张，左每收复或进驻一地，都要对环境美化，倡导文明生活。他驻兰州后开凿了饮和池、挹清池两个市民饮水工程。听说国外有“公园”，左就将总督府的后花园修治整理，定期向社会开放。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年）他第二次驻节肃州时，捐出俸银二百两，将酒泉疏浚成湖，湖心筑三岛，建楼阁，环湖种花树。左在给友人的信中高兴地说：“白波万叠，沙鸟水禽飞翔游泳水边，亭子上有层楼，下有扁舟。时闻笛声，悠扬断续。”“近城士女及远近数十里间父老幼稚，挈伴载酒往来堤干，恣其游览，连日络绎。”这在荒凉的西北简直就是仙境下凡，可以想见祖辈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是怎样的惊喜。以至于左怕人们因此忘掉正事，“肆志游冶，或致废业”，不得不将酒泉湖限期开放。左宗棠是在西北建设城市公园的第一人。
兵者，杀气也。向来手握兵权的人多以杀人为功、毁城为乐，项羽烧阿房宫，黄巢烧长安，前朝文明尽毁于一旦。他们能掀起造反的万丈狂澜，却迈不过政权建设这道门槛。只有少数有远见的政治家才会在战火弥漫的同时播撒建设的种子，随着硝烟的退去便显出生命的绿色。
春风玉门
在清代以前古人写西北的诗词中最常见的句子是：大漠孤烟、平沙无垠、白骨在野、春风不度等等。左宗棠和他的湘军改写了西北风物志，也改写了西北文学史。三千里大道，数百万棵左公柳及陌上桑、沙中湖、江南景的出现，为西北灰黄的天际抹上一笔重重的新绿，也给沉闷枯寂的西北诗坛带来了生机。一时以左公柳为题材的诗歌传唱不休。最流行的一首是一个叫杨昌俊的左宗棠的部下真实的感叹：“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杨并不是诗人，也未见再有其他的诗作行世，但只这一首便足以让他跻身诗坛，流芳百世。自左宗棠之后，在文学作品中，春风终于度过了玉门关。
文学反映现实，生活造就文学，这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清代之后，左公柳成了开发西北的标志，也成了历代文人竞相唱和的主题。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史家对左宗棠或贬或缄之时，文人和民间对左公柳的歌颂也从未间断。如果以杨昌俊的诗打头，顺流而下足可以编出一部蔚为壮观的《左公柳诗文集》，这里面不乏名家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