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赤地千里，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栽树，这当然是结合战争的需要（但古往今来西北不知几多战事，而栽树将军又有几人？）。用兵西北先要修路，左宗棠修的路宽三到十丈，东起陕西的潼关，横穿甘肃的河西走廊，旁出宁夏、青海，到新疆哈密，再分别延至南疆北疆。穿戈壁，翻天山，全长三四千里，后人尊称为“左公大道”。一八七一年二月左下令栽树，有路必有树，路旁最少栽一行，多至四五行。这是为巩固路基，“限戎马之足”，为路人提供阴凉。左对种树是真有兴趣，真去研究，躬身参与，强力推行。他先选树种，认为西北植树应以杨、榆、柳为主。河西天寒，多种杨；陇东温和多种柳，凡军队扎营之处都要栽树。他还把种树的好处编印成册，广为宣传，又颁布各种规章保护树木。史载左宗棠“严令以种树为急务”“相檄各防军夹道植树，意为居民取材，用庇行人，以复承平景象”。我特别想找到这个“檄”和“令”，即他下达的栽树命令的原文，史海茫茫，文牍泱泱，可惜没有找到。好在其他奏稿、文告、书信中常有涉及。他的《楚军营制》（楚军即湘军）规定：“长夫人等（后勤人员）不得在外砍柴。但（意：只要是）屋边、庙边、祠堂边、坟边、园风竹林及果树，概不准砍。”“马夫宜看守马匹，切不可践食百姓生芽。如践食百姓生芽，无论何营人见，即将马匹牵至该营禀报，该营营官即将马夫口粮钱拿出四百立赏送马之人，再查明践食若干，值钱若干，亦拿马夫之钱赔偿。如下次再犯将马夫重责二百，加倍处罚。”你看，他实行的是严格的责任制。左每到一地必视察营旁是否种树。在他的带领下，各营军官竞相种树，一时成为风气。现在平凉仍存有一块《威武军各营频年种树记》碑，详细记录了当时各营种树的情景。
由于这样顽强地坚持，左宗棠在取得西北战事胜利的同时，生态建设也卓有成效。左一八六六年九月奉调陕甘总督，一八六七年六月入陕，到一八八〇年十二月奉旨离开，在西北干了十多年。他刚到西北时的情景是“土地芜废，人民稀少，弥望黄沙白骨，不似人间光景”。到他离开时，中国这片最干旱、最贫瘠的土地上奇迹般地出现了一条绿色长廊。他在奏稿中向皇上报告返京途中所见：“道旁所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除碱地沙碛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这对夕阳中的大清帝国来说真是难得的欣慰。要知朝中的主流派原是要放弃这块疆土的啊，左宗棠力挽狂澜，一人带榇出关，又排除种种刁难，自筹军费，自募新兵，不但收回了这片失土，而且在向朝廷奉上时还将她绿化打扮一番。曾经的焦土、荒漠，现在绿风**漾，树城连绵，怎么能不让人高兴呢？左宗棠在西北到底种了多少树，很难有确切的数字。他在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年）的奏折中称：“自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县东门六百里，……种活树二十六万四千多棵。”其中柳湖有一千二百多棵。再加上甘肃其余各州约有四十万棵，还有在河西走廊和新疆种的树，总数在一二百万棵之多。而当时左指挥的部队大约是十二万人，合每人种树十多棵。中国西北自秦之后至清代共有三条著名的大道。一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的驰道；二是唐代的丝绸之路（巧合，丝绸之路在宋元后已经衰落，它的重新发现并命名是一八七七年德国地理学家希霍芬在其新著《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依据的研究》首次提出，其时左宗棠正埋头在这条古道遗址上修路栽树）；三就是左宗棠开辟的这条“左公绿柳之路”，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北公路建设基本上是沿用这个路基。三千里大道，百万棵绿柳，这在荒凉的西北是何等壮观的景色，它注定要成为西北开发史上的丰碑。
左宗棠的绿色情节也还远不只是沿路栽树，他不但要三千里路绿一线，还要让万里河山绿一片。至少还有两点值得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