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学时开始读新诗，断断续续订阅《诗刊》直到工作后多少年。新诗给我的影响主要不是审美，而是**，虽然我后来几乎不写诗，但这种**一直贯穿到我的散文写作、新闻采写和其他工作中。我们这一代人的诗人偶像是贺敬之、郭小川。他们的诗我都抄过、背过。《回延安》《雷锋之歌》《向困难进军》《祝酒歌》等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响彻在各种场合。他们的诗挟裹着时代的风雷，有万钧之力，是那个时代的进行曲，能让人血液沸腾。它的主要作用不是艺术，而是号角。
如郭小川的诗句：“我要号召你们，凭着一个普通战士的良心。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向困难进军！”毛泽东说：“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致青年公民》我都看了，诗并不能打动我，但能打动青年。……他竟敢说‘我号召’，我暗自好笑，我毛泽东也没有写过‘我号召’！”那是一个特定的年代，现在做不到了。现在思想多元化，诗歌当不了号角，不能再起动员作用，它又回归到审美，但却是小众的孱弱的美。那时还出版过一本《朗诵诗选》，尽选名家诗作，还有《革命烈士诗抄》，都对我影响很大。我现在还保存有几本当年抄诗的笔记本，里面有许多抄自书报刊的无名好诗。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内蒙古，先要在农村劳动一年。村里没有什么书可读，塞外的数九寒冬四个大学生挤在一盘火炕上念诗，互相回忆过去读过的好诗。从北京带去的《朗诵诗选》帮我们度过了那个寒冬之夜。现在想来是有点幼稚，但却留住了一点**的火苗，受用一生。我见到好诗就抄就背，这种爱好持续到四十岁左右。
后来我在新闻出版署工作，见到新华社老记者张万舒，我说我背过你的《日出》《黄山松》，“九万里雷霆，八千里风暴，劈不歪，砍不动，轰不倒！”一次全国作协开会，我与诗人严阵坐在一起，我说，我现在还保存有你的诗集《竹矛》。他们没想到在二三十年前还有我这样一个“粉丝”，大家都很激动，谈起那个诗的时代，“老夫聊发少年狂”。
我在《人民日报》工作，都快要退休了，带着采访组到贵州采访。路上，贵州山水如诗如画，我想起了贵州老诗人廖弓弦的一首诗，背出了第一段：“雨不大细如麻，断断续续随风刮。东飘，西洒，才见住了，又说还下，莽莽苍苍，山寨一幅淡墨画。”同行的年轻人都很惊奇，他们不知道当地还有这样一个诗人，可惜诗人已经过世。这是我高二时在中学简陋的阅览室里读到的，发在《人民文学》的封底上，印象很深。少年时的记忆真是宝贵。那时阅览室里杂志不多，怕人拿走，每个刊物都用一根粗白线拴在桌子上。
我不但背诗，也写诗，二十多岁时在河套平原劳动，一年后又当记者，夏收季节八百里河套金黄的麦浪一直涌到天边，十分壮观。就不自量力写了一首几百行的长诗《麦浪滚滚》，那时“文革”还没结束，当然也没有刊物可发。我第一次得到的稿费不是因为散文，而是诗歌。一九七五年我调回山西，到大寨下乡，写了一首诗，发在《北京文学》上，稿费十四元。当时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四十六元，稿费单插在省委传达室的窗户上，让很多人眼红，我也自豪了一阵子。一九八八年我将自己多年读、背、抄的诗选了五十六首，按内容和体例分为写人、写景、抒情、词曲体、古风体、短句体、长句体等十一类，加了四十条点评，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新诗五十六首点评》。但我终究没有成为诗人。
新诗阅读对我写作的影响主要是两点，一是**，二是炼字。
旧诗给人意境，新诗直接点燃人的是**。在各种文体中，诗歌的分工主要是抒情。散文抒情不如诗歌，叙事不如小说，说理不如论文，但它的长处是综合。如果能将每种文体之长都拿来嫁接在散文中，这就出新了。我后来总结“文章五诀”：形、事、情、理、典。这个“情”字就要靠读诗来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