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一文中，说到林则徐被发配到新疆，边服罪边工作，测绘耕地，“整整一年，他为清政府新增六十九万亩耕地，极大地丰盈了府库，巩固了边防。林则徐真是干了一场‘非分’之举。他以罪臣之分，而行忠臣之事。而历史与现实中也常有人干着另一种‘非分’的事，即凭着合法的职位，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去贪赃营私，以合法的名分而行分外之奸、分外之贪、分外之私。可知世上之事，相差之远者莫如人格之分了。确实，‘分’这个界限就是‘人’这个原子的外壳，一旦外壳破而裂变，无论好坏，其力量都特别的大”。这里借用了物理学上的原子裂变，即原子弹爆炸的原理，来喻人格“裂变”的能量。
在《在蒋巷村的共产主义猜想》一文中，写到这个富裕村的陈列室里张贴有八百年前辛弃疾描写江南生活美景的词，又写到他们现在公共福利的分配方式，就用科学术语来解释：
基因学有一个术语：基因漂流。自然物种在进化中，总有某种基因会飘落某处与其他基因结合成新的物种。共产主义理论一产生就是一个在欧洲大陆上“游**的幽灵”，一个漂流的理论基因、科学基因。一百六十多年后，它漂到中国的江南水乡，与这里从八百年前漂过来的，辛弃疾词里所表达的那个天人合一、老少同乐、物我一体的乡土基因相结合，成了现在的这个新版本，蒋巷村版（现代中国还有其他版本，如华西村版、南街村版、大寨村版，含意各有不同）。
修辞上有一种格叫“拈连”，把本是用于描述甲事物的词汇移来说乙。如“相对论”“裂变”“基因”都是专用的物理、生物词汇，却用来说人和事。把科学思维、科学术语用于文学，正是一种跨界大拈连。拈连实际上也是一种比喻，是隐喻。而比喻中甲乙两物相距愈远，性质差别愈大，所产生的比喻效果就愈强烈。
因为阅读科普作品，同时又采访科技界，使我有机会参加有关学术活动。一九八四年八月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一次思维科学讨论会，筹备成立思维科学研究会，我有幸参加。这种综合学科的研讨与文学界开会有很大不同。会议人数不多，一共才五十九人，但名家不少。我的偶像如钱学森、吴运铎、高士其等都出席了，还有八十岁的心理学教授胡寄南，美学家李泽厚等。
钱学森用一整天的时间做开场报告，后几天就坐在台下仔细听。大家自由争论最前沿的知识，主要是讨论思维规律，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不同及联系。就在这次会上钱学森提出五种思维方式：形象思维、逻辑思维、灵感思维、社会思维和特异思维。耳听笔记，这是一种近距离的阅读，让我的思维方式有了一个大扩张、大转换。自从增加了科学方面的阅读，我才知道世界原来有这么大，思维方式可以有这么多种。自觉头脑比原先灵活聪明了许多。后来我与人合作写了一篇谈思维科学的文章，经钱学森先生审定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四、关于理论和学术经典的阅读
我在《文章五诀》中提出形、事、情、理、典。这个“典”是指经典、典故，特别是理论经典。什么是经典？常说为经，常念为典。经典标准有三：一是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二是上升到了理性，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三是经得起重复引用，能不断释放能量。由于长期的文化积累与筛选，每个领域都有各自的经典。而更高层次的是理论和学术经典，特别是政治与哲学方面的经典。
一般人，特别是文学爱好者常误认为政治、理论枯燥乏味，干瘪空洞，不如文学那样水灵、煽情。这是因为文学与理论属不同的思维体系，一个是形象思维，一个是逻辑思维。人们虽感觉到了这个不同，但不知道作为形象思维的文学只有借助理性的逻辑思维才会更深刻，从而更形象、更生动。就如我们常说的，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好地记忆。这中间有一道门槛，翻过之后，就是一片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