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佑（1863—1924）字穗卿，号碎佛，笔名别士，浙江杭县（今杭州）人。 光绪十六年（1900）进士，曾官礼部主事，安徽祁门知县。夏曾佑与现代人所共知的名人如梁启超、鲁迅、陈寅恪都有过亲密的交往。夏长于梁启超十余岁，但观念很接近，常常相互争论，交流思想。清末在北京时，有段时间内，夏梁二人，几乎天天见面，见面就争论。梁启超说“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大概总得到意见一致”。梁还说“穗卿是我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他们倡导新学，还与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夏曾佑还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之一。梁启超曾说：“吾尝推公度（黄遵宪）、穗卿（夏曾佑）、观云（蒋智由）为近世诗家三杰，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闳远也。”然而，此时的“新诗”的“新”，虽然大多还只是“颇喜挦撦新名词以自表异”，然而，所谓新思想之来，最初就是借了“新名词”“新概念”的，只要这些“名词”“概念”不填入传统的腐朽思想，早晚会播散开的。
夏曾佑进入民国后，在教育部任社会教育司司长，鲁迅是这个司的佥事，夏是鲁迅的顶头上司，平常交往很多，《鲁迅日记》中1913年4月1日记载：“午后同夏司长、齐寿山、戴芦舲赴前青厂观图书分馆新赁房。”鲁迅不善于与官打交道，但与夏曾佑的关系似乎不错，能够互相交流。夏曾佑是位健谈者（夏元瑜继承了其父的特点），其友黄遵宪有诗赠给夏曾佑说：“兼综九流能说佛，旁通四邻善谈天。红灯夜雨围炉话，累我明朝似失眠。”能把学问说得娓娓动听，使听着忘倦，乃至失眠，可见其功力。夏曾佑与鲁迅也很谈得来，曾告诉鲁迅说“宋以前女人尚是奴隶，宋以后男子全为奴隶，而女人乃成物件矣”。显然这个观点是得到鲁迅认同的，此后他也发表过类似的意见。
相对陈寅恪来说夏曾佑属于父执，陈要出国留学时去见夏，夏说：“出国读书是件好事，可以多懂一种语言，多读很多书。不像我自己只懂中文，只能看中文书。中文书都读完了，作学问实在没什么长进。”夏曾佑以读遍中国书自许，其实中国古籍有一二十万种之多，穷毕生致力，也难读遍，这只是说古籍中辗转相抄者多，有新发明者少。
夏曾佑的长子名夏元瑮，中国第一代物理学家。民初蔡元培先生掌教北大时，文科长请的是人所共知的陈独秀，理科长则是很少有人知道夏元瑮。他是最早向人们传授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学者。
夏曾佑的博学、健谈、追逐新潮、常发惊世骇俗言论的作风在夏元瑜的身上都有反映，我们读他的作品会感到其父对他影响。
附：听“老盖仙”说为人处世
问：“老盖仙”这个名字又怪又陌生？
答：“老盖仙”是台湾散文作家夏元瑜先生的外号。他是位公众人物，台湾三四十岁以上的人几乎是无人不晓。十多年前，他曾是颇受观众欢迎的的电视主持人，数度主持“金鼎奖”（台湾每年一度颁发给优秀图书杂志的奖项），还得过一次奖。“盖”字在台湾俗语中有点类似北京人说的“侃”，称呼别人为“盖仙”如同北京说某人是“侃大山”界的高人。老盖仙原是生物学家，一辈子与动物打交道。特别善于制作标本，台湾第一。小到蚊子，大到大象都做过（《老盖仙话动物·熏风十里》就是写它如何解剖大象和制作大象标本的）。六十退休以后，搬到台北居住，“发挥余热”给报刊写文章，一炮走红；编成集子出版后，马上成为畅销书，一年能再版五六次。后来主持电视节目，名声甚至盖过演艺界的明星，六七十岁的人，能在电视荧屏上大显身手，真是令人称奇。我读老盖仙的书，品味着他那以北京话为基础的神韵飞扬的文字；再看他那清癯、带有点仙气的面庞，总使我想起常在大陆电视上露面的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华先生，甚至想象老盖仙主持节目的声音也像常先生一样清脆。不知道看过夏先生主持节目的台湾朋友们是否有此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