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使用你已经拥有的两个神奇工具 合理看待战争纪念碑和熊攻击人事件
看不见的死亡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在莫桑比克做医生工作。那时候我必须做一些非常艰难的算数工作，艰难是因为我所计算的是儿童的死亡数。具体来讲，我统计我们纳卡拉医院内的儿童死亡数和我所服务的整个区域的儿童死亡数，并把两个数据进行对比。
在那个年代，莫桑比克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当我到达纳卡拉的时候，我是那个人口30万的地区唯一的医生。在第二年有第二个医生加入了。这样的人口数量如果放在瑞典，就需要有至少100名医生来服务。每天早晨我在去上班的路上都会对自己说，今天我必须做50个医生的工作。
我们每年都会接收上千名重病的儿童，平均每天三人。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每天都在努力拯救这些儿童的生命。他们通常都患有非常严重的疾病，比如痢疾、肺炎和疟疾。而他们通常同时患有贫血症和营养不良症，使得病情更加复杂。无论我们多么努力，总会有5%的儿童死掉。几乎每周都会有一个儿童死亡，而我相信，如果我们有更好的资源和更充足的人手的话，我们应该能够救活他们。
我们的医疗手段非常有限，我们只有生理盐水和肌肉注射。我们没法给患者打点滴。因为护士们没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打点滴的服务。我们只有极少数的氧气瓶，我们也没有能力输血。这就是极度贫困国家的医疗状况。
某一个周末，我的一个朋友来看我。他也是瑞典人，在一家320千米外的条件稍好一点的医院工作。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必须紧急赶去医院，他就和我一起去了。我们一到达医院，就见到了一位双眼中充满了恐惧的妇女。她的怀里抱着一个由于严重腹泻已经变得非常虚弱的婴儿。他现在连吃奶的力气都没有了。我马上安排给这个孩子嘴里插了根管子，让他口服补盐液。我的朋友看到了这一切，非常焦急和愤怒地把我拉到了一边，他认为我采取这样简单的处理方式是不够的，他认为我只是图省事，想要快点回家去吃晚饭。他认为应该立即对这个儿童进行静脉注射。
对于他的不理解，我也非常愤怒。“在现有的条件下，这就是我们的标准治疗。”我解释道，“如果要给孩子做静脉注射的话，至少会花掉我们半小时的时间，而且护士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他很可能会把事情搞砸。你说得对，我确实需要回家吃晚饭，否则的话，我的家庭和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在这儿撑过一个月。”
我的朋友不接受我的说法，他决定留在医院，花费了好几个小时，努力想给这个孩子做静脉注射。
当晚和我一起回家的路上，我的朋友继续和我辩论。他说：“你必须对每一个患者都做到全力以赴。”
“不。”我说道，“我不认为我应当把我所有的时间精力都仅仅花费在来到医院的患者身上。如果我能提高整个社区的医疗服务水平，我就可以挽救更多孩子的生命。我要为整个社区的孩子的死亡负责，而不仅仅是这些来到医院、死在我眼前的孩子。”
正如大多数医生和大多数社会公众一样，我的朋友不同意这一点。他说：“你的责任就是全力以赴救助来到医院的患者，而你所说的能够在医院以外救助更多的孩子，这只是你一种子虚乌有的猜测。”我觉得身心俱疲，就不再和他辩论，直接去睡觉了。但是第二天我做了一些统计。
我和我的太太阿格尼塔一起对数据进行了统计。那一年总共有946个孩子被送进了医院，他们几乎都是5岁以下的儿童，其中52个孩子死亡，占总数的5%。我们需要把这个数据和整个社区的儿童死亡率进行对比。
整个莫桑比克的儿童死亡率是26%，这一点在纳卡拉也是一样的。儿童死亡率是用当年死亡儿童数量除以当年出生儿童的数量来得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