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藏起来四千万架飞机 我怎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血流遍地
1975年10月7日，我在医院里工作，正在忙着给一个患者的手臂打石膏。这时一位助理护士冲了进来，慌慌张张地告诉我，有一架飞机坠毁了，受伤的飞行员正在被直升机运过来的路上。那一天是我作为急诊室的助理医师工作的第五天，我工作的单位在瑞典的一座海边的小县城。正值午餐时间，所有的资深医师都已经下楼吃午餐了，只有我和助理护士在疯狂地寻找灾害处理指导手册。这时候我听见了窗外直升机降落的声音，我必须和助理护士独立面对这个事件了。
几秒以后，担架车被推了进来，上面躺着一个穿着深绿色连体服和迷彩色救生衣的男人。他的胳膊和腿都在**。这是一种癫痫症状，我心中想道。我们开始帮助他脱掉外衣。救生衣很容易脱下来，但他的连体服却是个问题。这看起来就像太空服一样，从头到脚都是被拉链拉上的，但是我怎么也找不到拉链的开口部分，所以没有办法帮他脱下连体服。穿着这样制服的人，应该是个军队的飞行员。我突然发现地板上流了很多血，我大喊道：“他在流血!”我知道这么大量的失血，会使人在几秒之内就死亡的。但是由于我没办法帮他脱下连体服，我找不到伤口究竟在哪里。我抓起了一把止血钳，大声地对护士吼道：“四袋O型血，马上!”
我转过头来，对患者大喊道：“你哪里受伤了？”他模糊不清地回答了几句话。我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但听起来好像是俄语。我盯着患者的眼睛，用俄语对他说：“冷静，同志，这里是瑞典的医院。”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听到我的这句话之后，脸上出现的恐惧表情。他惊慌失措地对我说着什么，我看到他的眼中充满了恐惧。我猜想他一定是个苏联的空军飞行员，在瑞典的领空被击落了。这意味着苏联在进攻我们。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瞬间被无边的恐惧吞没了。
幸运的是，在这个时候，护士长伯吉塔吃完午饭回来了。她一把从我手中夺下止血钳，对我小声说：“不要把连体服弄坏了，这可是空军的专业制服，价格超过了一万瑞典法郎。”她稍微停顿了一下，继续对我说，“请不要踩在救生衣上，你踩到了救生颜料，所以把红色的颜料洒满了地板。”
伯吉塔回过头来，很镇定地帮患者脱下了他的连体服，并且用几条毯子把他盖了起来。同时她用瑞典语对他说：“你在冰冷的海水里面泡了23分钟，所以你在发抖和抽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听不懂你说的话。”听到了护士长的话，这位在例行飞行任务中坠机的瑞典空军飞行员向我笑了笑。
几年之后，我联系了这位飞行员，当他告诉我他完全不记得进入急诊室的那一天的前几分钟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我感觉如释重负。但是对我，这一次的经历永生难忘。我会永远记得我彻头彻尾的误判。所有的判断都错了。不是苏联飞行员，而是瑞典飞行员；不是战争，而是和平；不是癫痫，而是抽筋；不是血流满地，而是救生颜料。然而所有的误判我当时都深信不疑。
当我们陷入恐惧的时候，我们就无法看到现实。那时我只是一个年轻的医生，面对我的第一例急诊案例，我一直怀有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惧。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经常会做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噩梦。有时我会从噩梦中醒来，跑到我父母的床边。每次我的父亲都只能重复我们的应急计划来安慰我：我们会用自行车拉上我们的帐篷，跑到森林中躲起来，森林里面有很多蓝莓，我们可以吃蓝莓，不会被饿死。毫无经验的我在面对第一次急诊案例的时候，我的头脑中迅速地产生了最坏情况的场景。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会看到我应该看到的东西，相反，我看到了我最害怕的东西。理性思考永远是困难的，尤其当我们恐惧的时候。当我们的思想被恐惧填满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就没有空间来思索事实了。
注意力的过滤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