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们从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控中心所得到的疑似案例的数据是非常不准确的。疑似案例，意味着尚未确诊。这个数据里面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有些患者被怀疑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但最终死于其他疾病。这种情况仍然被记录为疑似案例。当人们对埃博拉的恐惧愈演愈烈的时候，疑似案例的范围就被大大扩大了。当有限的医疗资源被大量地投入对抗埃博拉病毒的时候，对其他疾病的治疗的资源就大大削弱了，这直接导致了很多患者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于其他疾病。然而，这些死亡的患者中的很多人被定义为疑似案例。所以，疑似案例的数据就越来越被夸大，越来越偏离事实。这时候最重要的数据应该是确诊案例。
如果你不能追踪进度，你就不知道你采取的行动是否奏效了。所以，当我抵达利比里亚的卫生部的时候，我马上问我们如何才能得到确诊案例的数据。我当天就得到了答复。患者血液的样本被送到四个不同的实验室进行检测，而他们的检测数据，是在混乱的电子表格中记录的，所有这些数据并没有合并统计。我们有从全世界各地飞过来的数百名医生参加行动，却有很多软件工程师在开发毫无意义的埃博拉app(对这些软件工程师而言，app就是他们的锤子，他们希望埃博拉病毒是钉子)。然而，却没有人通过追踪过程数据来验证我们采取的行动是否奏效。
在获得了政府的允许之后，我把这四个实验室发来的四份数据表格发给了在斯德哥尔摩的欧拉。他花了整整24小时，整理合并这四个数据表格。统计完数据后，他发现的结果非常令人震惊。为了确保准确，他把所有的数据又重新核对了一遍，以确保他所发现的结果是正确的。当一件貌似紧急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第一件应当做的事不是大喊“狼来了”，而是整理数据。令我们所有人感到震惊的是，数据表明，在两星期前，埃博拉病毒的确诊人数就已经达到了顶峰并开始下降。而另一方面，疑似案例的数量仍在不断上升。与此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利比里亚人民已经成功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大量地减少了不必要的身体接触。他们不再握手，也不再拥抱。另外，利比里亚政府也在所有的公共设施，包括商场、公共建筑、救护车、医疗诊所、火葬场等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强加了更为严格的卫生措施。利比里亚人民也都严格地遵守了这些措施。所有这一切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是在欧拉发送给我们最终的数据之前，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一点。我们都为此欢欣鼓舞，然后每个人都继续更加努力地投入工作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努力已经产生了成效。
我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发送给了世界卫生组织，他们在后续的报告中公布了这些数据。但是美国疾控中心仍然坚持使用疑似案例的数据。那时，疑似案例的数字还在持续增长。他们认为，必须制造一种紧张的气氛，才能够使这个项目得到持续的支持。我知道他们这么做是出于善意，但这样做却会使人们浪费大量的资源和时间在不必要的事情上。说得严重点，这么做会伤害传染病研究数据的公信力。我们无法责怪他们。运动员不应该同时是裁判员。而一家定位于解决问题的组织，也绝不应该有权利决定发布什么样的数据。致力于解决问题的人，永远都希望得到更多的资金、更多的资源，所以他们就不应该参与到监测结果的行动中。因为这样做会产生利益冲突，并导致误导性的结果。
是数据，是那些每周翻倍增长的疑似案例的数据，使我认识到埃博拉病毒危机的严重性。同样是数据，那些关于确诊案例的数据展示出的下降曲线，使我最终相信我们所采取的措施已经奏效。数据是绝对的关键因素。正因为数据是如此关键，我们就必须维护数据的可信性，以及这些数据发布方的可信性。数据必须用来讲述事实，而不应该带有目的性，无论这是多么高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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