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些真实的数据，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西方人是多么轻易地就会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转嫁给别人。我们经常会说“他们不可能像我们一样生活”，然而正确的说法则应该是“我们不能够像我们现在这样生活”。
外国的疾病
人体最大的器官就是皮肤。在现代的特效药被发明出来之前，最恐怖的一种皮肤病就是梅毒。一开始患者只是觉得皮肤很痒，然后这种皮肤病就会逐渐向内部侵蚀肌肉和骨骼，直到人体的骨架。这种可怕的疾病在不同的国家被称作不同的名字。在俄罗斯，它被称作波兰病；在波兰，它被称作德国病；在德国，它被称作法国病；在法国，它被称作意大利病；在意大利，他们称之为法国病。
寻找替罪羊似乎是人类一种根深蒂固的天性，因此我们很难想象瑞典人会把这种病称作瑞典病，或者俄罗斯人把这种病称作俄罗斯病。我们永远都需要去责怪其他人。如果我们发现一个外国人得了这种病，那么我们就会很愉快地责怪他们整个国家，并给这种病起一个外国名字。而我们做出这些指责，根本就不需要任何证据。
指责和邀功
这种归咎他人的本能使得我们过分夸大了个人的影响。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政治领袖们和企业领导者们经常为自己邀功，吹嘘自己做出了多么多么大的贡献。
人们通常认为教皇对全世界10亿基督教徒起着巨大的影响，并且他对人们的**方式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事实却是，尽管连续几任的教皇都严厉谴责避孕措施的使用，而统计数据却表明，在基督教为主的国家中有60%的人会采用避孕措施，而在其他国家中，58%的人会采用避孕措施，换句话讲，没有什么区别。教皇是这个世界上最突出的道德领袖。但是这些拥有强大政治权力和道德权威的领袖，似乎也无法影响到千家万户的卧室。
在琳达修女的门背面
在最贫穷的非洲农村地区，仍然是很多修女在做着日常的健康医疗工作。在非洲，我和这些聪明能干并且非常务实的妇女成了好朋友和工作伙伴。
琳达修女是我在坦桑尼亚工作时认识的，她非常敬业，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总是穿着一袭黑衣，每天都祈祷三次。她办公室的门永远是敞开的，只有当她给患者做健康咨询的时候，才会把门关上。在这扇门的外面，是一幅教皇的画像。有一天，我和她走进她的办公室，开始讨论一个敏感的话题。琳达修女站了起来，把门关上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办公室门的背面。门背后挂着数百个**的袋子。当琳达修女转过身看见我脸上惊讶的表情的时候，她笑了。她对我说：“这里的家庭需要这些**去防止艾滋病，也要防止怀孕。”然后我们继续我们的讨论。
关于堕胎的问题，情况是不一样的。直到今天，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仍然有很多妇女成为禁止堕胎政策的受害者。当堕胎被认定为非法的时候，它并不能阻止堕胎，而只是把人们驱赶向了更加危险的堕胎方式，并且增加了妇女的死亡率。
真正的英雄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曾经说，我们不应当将坏的结果归咎于某一个人，而应该检查整个系统。我认为有两个系统是我们应该感谢的，它们是人类成功背后的无名英雄。比起那些风光无限的政治领袖，它们虽然默默无闻，却对人类进步起到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应当为它们游行庆祝，这两位无名英雄就是组织机构和科学技术。
组织机构
在人类的历史上，除了极少数长期受战乱困扰的国家，其他几乎所有的国家，无论它们有英明的领袖还是平庸的领导，都毫无例外地取得了进步。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领导人的作用究竟有多么重要。答案恐怕是并不重要。是广大的人民建造了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