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把幸福规定为最高的善。善是以自身为目的的东西，就是那不是为了别的缘故而是为了自身的缘故而被渴望的东西，这就是幸福。幸福的定义是：‘按照自在自为的实在的(完善的)美德，以本身为目的的实在的(完善的)生命的活动能力。’他同时更把理性的远见当作美德的条件，把善和目的规定为合理的活动。但是理性、智慧这些东西还不构成美德，只有在理性和非理性的双方的统一当中，美德才存在。当热情(意向)和理性发生关系并服从理性的命令而行动时，我们就称此行为为美德。他就把美德的原理看成是一种中庸之道。这样一来，美德就成为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项。”这和儒家的“中庸”思想几乎完全相同，不偏之谓中，无过不及，执其两端而取其中。
怀疑论永远停留于否定，它给人带来不幸
提案会议中怀疑一切方案的人，这是他们的哲学原型。
怀疑论是最后一个顶峰：存在物的形式，以及对存在物的认识的形式，都完全被取消了。
怀疑论的结果无疑是否定，是消解确定的东西，消解真理和一切内容。积极的哲学是允许怀疑论与它并存的。
正如我们的方案本身就包含了对方案的怀疑。
而怀疑论则相反。它要侵袭积极的哲学，它有办法克服积极的哲学，积极的哲学却无法克服它。事实上，如果一个人真正愿意做一个怀疑论者，那他就是无法说服的。
作为一种思维的运动，怀疑论永远停留于否定，这种对一切规定的否定，就是怀疑论的特点。怀疑论是一种举棋不定，一种悬而不决。怀疑包含着心灵和精神的一种分裂，使人惶惶不安；这是人心中徘徊于二者之间的状态，它给人带来不幸。
怀疑论者有办法克服积极的哲学，而积极的哲学无法克服他
怀疑论的一个主要命题就是：不要表示同意。他们要斩除和避免一切肯定的说法，他们的话语中根本不出现一个表示肯定的词，比如，他们不说‘是’，而说‘显得’。怀疑的目的，就在于不把一切确定的东西和有限的东西认作真理。自我意识漠然不动，有了自由，便不会失去他的平衡了，因为执着于某物之上便使他陷于不安。
会议中的怀疑论者不会同意任何方案，因为明确的表态意味着一种责任，从而让他不安。如果一定要表态，他宁愿表示反对，因为一来怀疑论者本来就反对一切确定的东西，二来反对的责任总比赞成的责任轻些。至于到底确定什么方案，反正也不是他的责任。他就不断地表示怀疑，并随着你的解释不断提出新的怀疑。正如黑格尔所说，他有办法克服积极的哲学，而积极的哲学是无法克服他的。
怀疑是安宁的反面，安宁则是怀疑论的结果
怀疑论也叫皮罗派哲学。怀疑是安宁的反面，安宁则是怀疑论的结果。“怀疑(zwefel)”由“二(zwei)”这个词而来，是一种反复游离于二者或多者之间的状态；人们既不安于此，也不安于彼——然而我们却应当或者安于此，或者安于彼。怀疑论则相反，无论于彼于此，都一律漠然视之，这就是怀疑论的“不动心”的立场。
孟子也讲“不动心”，孔子说他四十而不惑，孟子说“我四十不动心”，比不惑更进了一步，自己心定。王阳明也讲“不动心”，他第一次科举没中第，他说：“我不以不得第为耻，我以不得第而动心为耻。”孟子和王阳明的不动心，在彼此之间，都是笃定于此，而对彼不动心。在《孟子》中，孟子说告子比他更早提出不动心，但是，告子的不动心，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搞不清楚，说不明白的事情，就不要花心思了。这是一种放弃的态度，搞得清楚的就把它说清楚，搞不清楚的就算了。而皮罗派比告子彻底得多，根本就拒绝搞清任何事情，不是不动心，是死心，一了百了!
打比方是思维不成熟的表现
打比方是思维不成熟的表现。“用打比方来反驳，不是逻辑的说法，也不归到概念，而是以经验的方式，直接反对经验的东西。”
臣民对统治者绝对服从，统治者的意志就是绝对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