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暑假，李宗吾被四川提学使司委任为四川小学教员检定委员。
铁路风潮发生后，李宗吾的同学张列五担任四川副都督，主管民政。1912年初，也就是民国元年，张列五在四川设了一个审计院，打算任命廖绪初为院长。但廖绪初很坚决地推辞了，于是改任廖绪初为审计院次长、李宗吾为审计院第三科科长。
就任科长之前，李宗吾到了成都，和一帮老同学住在成都公论日报社里面。众人都知道李宗吾发明了一种厚黑学，便怂恿李宗吾把他的思想形成文字，廖绪初甚至表态：“你如果写出来，我给你作序。”
当时，正是民国初成，气象更新，李宗吾也觉得“事事革新，应该有一种新学说出现”。况且，廖大圣人是讲程朱理学的人，他都说可以写，那就写呗。于是，便采用了文言文体，套用儒家经典的句式开始写了。
有一天，廖绪初去探望李宗吾，看见案上有几页手稿，便顺手拿起来看：
“楚汉之际，有一人焉，厚而不黑，卒归于败者，韩信是也。**之辱，信能忍之，面之厚可谓至矣。及为齐王，果从蒯通之说，其贵诚不可言，独奈何于解衣推食之私情，贸然曰：‘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卒至长乐钟室，身首异处，夷及三族，谓非咎由自取哉！楚汉之际，有一人焉，黑而不厚，亦归于败者，范增是也……”
廖绪初把整篇稿子看了一遍后，又回过头来，反复看写韩信的那一页。读完，他什么话都没说，长叹一声，转身走了。
李宗吾有些莫名其妙，心里想：“真是怪事情，韩信厚有余而黑不足，范增黑有余而厚不足，我不过是把他二人对比着来写，绪初怎么独对韩信这一段那么在意？”
翻来覆去仔细想了想，他才弄明白，廖绪初这样的盛德夫子正是韩信那样的人物：厚有余而黑不足。叫他忍，没有问题；叫他做狠心的事，却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像得了寒病的人喝热水舒服、得了热病的人喝冷水很舒服是一个道理。廖绪初看写韩信那一段，自然就如同找到了一个把他的病分析透彻了的药方一般，明白自己性格中的缺陷就在于少了一个“黑”字，所以难免不生感慨。
自小就会背诵“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人，多是偏厚不黑的，书读得越多，越明白“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横竖成大业要忍、谋生存要忍，于是还不知道自己要成就什么大业、用什么方式谋生存之前，就先练起了忍功，结果到后来，不仅吃苦耐劳、能受**之辱，还如林语堂先生所言：“中国人已经容忍了许多西方人从来不能容忍的暴政、动**不安和腐败的统治，他们似乎认为这些也是自然法则的组成部分。”
更可怕的是，过分的忍，使人缺乏个性，遇事总是礼让，逆来顺受，哑巴吃黄连，最终变成了一个甘于平庸、不思进取的人；长久的忍，使人有借口逃避困难，忘记了忍的初衷是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即使面对一个生死攸关的抉择，也习惯性地继续忍下去，最终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个永远的失败者。
人常说“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咬人”，可又有几个人见到过跳墙的狗和咬人的兔子呢？可见，过分的忍和长久的忍，会让忍变成人的生活方式。而当一个人真的意识到“忍无可忍无须再忍”的时候，横下心来坚决不忍了，“黑”的一面便会被激发出来。
成功的人总在少数，就是因为多数人像廖绪初一样，始终厚而不黑。
廖绪初是盛德夫子，看了李宗吾的文章，就如同用蓍草算了自己的前程，看到了自己以后几十年的人生不可能有太大的发展，自然难免一声长叹，无话可说。
四川老房子的隔墙大多是篾条编的，两边糊上泥巴，隔音效果很差。有一天下午，李宗吾听见廖绪初在他屋子里拍桌大骂，声音大得出奇，像是房上的瓦都要被震下来了，忙跑出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