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学生跑来询问进展情况，要求之后李宗吾写的调查结果必须经他们看过才能发往省属。李宗吾正颜厉色地回答，他是受政府委派来查案的，查错了，可以撤职、可以判刑，但在调查结果没有上报之前，不要说是现场的学生，就是省长也不能干涉。学生担心李宗吾悄悄地把调查结果报上去，偏袒王校长，一时间群情激奋。眼看学生又要动武，李宗吾赶紧息事宁人，对学生们说，这个案件有两个要点：一，你们说知事开枪，知事说你们开枪；二，王校长说你们打了他，你们说没有打他。只要把这两点弄明白，其余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然后，李宗吾明明白白地告诉学生，他已经和赵知事议定了“排难解纷”的宗旨，并去医院了解了伤者的情况、勘察了学生和队丁冲突的现场，有证据说明是队丁从外往内射击。学生们当即请来赵知事询问，证实果然如李宗吾所说。
学生们于是向李宗吾道歉。李宗吾趁热打铁，为学生争取到了因为这件事情被停发的经费。一来二去，李宗吾和学生的关系日渐密切，终于弄明白了整个事件背后的真相——事情全由争夺校长之位而起。
最初，A任校长，任命自己的同学B做教务。
B利用有军队经过遂宁，刻意钻营，谋求校长职位，A不交，B便使了些手段，找些士兵来殴打侮辱A，终于还是当了校长。B当了校长，聘请同学C当教务。
C耍了同样的手段赶走B，自己当了校长，却又聘请A当了教务。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不过是ABC三人争夺校长的马前卒和牺牲品。A当了教务，自然不放过B，两人正在冲突，王校长来了，问C：“你是哪里委派的校长？”C说：“学校起了风潮，县知事请我维持现状，已呈请上峰加委去了。”王校长说：“省立学校的校长，道尹不能委，县知事反能委吗？”
两个校长，一个是县知事委任的，有县知事撑腰，拒不交出校长印；一个是道尹委任的，不能上任，就在当地机关活动，博得同情以期援助，并无意间和B见了一面。于是，学生之间开始传言，说王校长要聘请B做教务。B本是被学生在A的组织下赶走的，学生们自然害怕他回来公报私仇，于是竭力抵制。
王校长在遂宁住了一段时间，见不能接任，回成都去说明缘由，上面于是电令知事，勒令他督促C交出校长印。当时，C正带着校长印和全校学生在安岳旅行，途中得知消息，知道大势已去，便带着印跑掉了，把学生留给A和其他教员。师生从安岳回来，快到学校时，A集合学生演讲，说：“你们到了学校，抓住王某就打，打死了我负责。”还说，“当今之世，读书何用？事情闹翻了，我帮你们各人买一杆枪去办招安军。”于是，学生回到学校闯进办公室，抓住王校长就是一顿暴打。
这就是王校长挨打的根本原因。
更可笑的是，学生们打了王校长之后，还搜走了他的私章，以他的名义通电各处，所以，省署教育科收到了那些莫名其妙的电文。在其基础上，学生们还想办法让全体教职员联名撰写电文，诉说王校长如何卑污、道尹如何违法、知事如何蛮横、学生如何受屈……这些电文当即成为成渝两地的报纸报道学潮的第一手资料。
在从学生那里了解到了这些情况之后，李宗吾又和赵知事一起分别见过学校老师、王校长、姓李的狱管员、范司令的书记官等，一一核实后，再将遂宁各政府机关代表请到县署，先问他们当日的情况，见他们吞吞吐吐的，便说：“案情我已经查明，先让我说，看看有错无错。”于是他说了整个过程：当日学生把王校长打了一顿关押起来，旧知事去说不放，转请各位去说；第二次学生又把王校长吊起来打了一顿，各位担心校长有性命之忧，才请范司令营救。他说完，在座的各位都说丝毫不差。李宗吾于是宣布结论：“旧知事说学生开枪打队丁是冤枉的，王校长说学生打了他是确实的……他们安分守己、听候解决，李省视学自可笔下超生，如果敢于捏造黑白、妄发文电，拿对付黄道尹和王校长的手段对付我，我是不受的。”
散会后，李宗吾当即借重庆有公事离开了遂宁。一到潼南，他就将呈文交了上去。在陈述完整个过程之后，他说，关于校长被殴一事，他手上有足够的证据，但他向证人保证过，除非上了法庭，是不会公开证人姓名的。最后，李宗吾给出个人意见：学生们是青年才俊，不必绳之以法，最好网开一面；旧知事已经撤职，不予深究；校长C拒不移交，酿成重变，是罪魁祸首；王校长德才兼备，应予重用。
很快，此案尘埃落定：另委校长，令其查明行凶学生；李宗吾交出证据，以便转给法庭；黄道尹查明主使者，逮捕归案。
果然，黄道尹查明了主使者是A和C两人，但那两人自有手段，通缉令很快就取消了，而李宗吾也始终没有把证据交上去。至于行凶的学生，倒是很快就有了着落：拿几个早已经被开除的学生来当了替罪羊。
一场轰轰烈烈的学潮，最后就这样收尾了。其结果真的应了李宗吾去查案前说的一句话：我是来帮助他的，不是去抓强盗的。作为一个教育家，他查学多年，从不主张轻易换人，他的使命始终是帮助地方解决困难、整顿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