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中原战争五十多年，四川内政修明，王孟二氏，俱重文学，《十国春秋》说王建“雅好儒臣，礼遇有加”。又说王衍“童年即能文，甚有才思”。孟蜀的政治，比王蜀更好，孟氏父子二世，凡四十一年，孟昶在位三十二年，《十国春秋》说孟昶“劝善恤刑，肇兴文教，孜孜求治，与民休息”。又曰：“后主（指昶）朝宋时，自二江至眉州，万民拥道痛哭，恸绝者凡数百人，后主亦掩面而泣。藉非慈惠素著，亦何以深入人心至此哉？”是孟昶亡国之后，敌国史臣的议论，当然是很可信的。清朝知县大堂面前牌坊，大书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十六字，是宋太宗从孟昶训饬州县文中选出来，颁行天下的（见《容斋续笔·戒石铭条》），昶之盛饬吏治，已可概见。
后世盛称文景之治，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景帝在位十六年，合计不过三十九年。孟氏父子，孜孜求治，居然有四十一年之久，真可谓太平盛世。国内既承平，所以大家都研究学问，加以孟昶君臣，都提倡文学。《十国春秋》曰：“帝（指昶）所学，为文皆本于理。居恒谓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为轻艳之文，朕不为也。’”他的宰相，母昭裔，贫贱时，向人借《文选》，其人有难色，他发愤说道：“我将来若贵，当镂板行之。”后来他在蜀做了宰相，请后主镂板印九经，又把九经刻石于成都学宫，自己出私财营学宫，立教舍，又刻《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国亡后，其子守素赍至中朝，诸书大章于世，纪晓岚著《四库提要》，叙此事，并且说：“印行书籍，创见于此。”他们君臣，在文学上的功绩，可算不小。
孟昶君臣，既这样地提倡文学，内政又修明，当然中原学者，要向四川来，所以儒释道三教的学问，普及到了民间，二程和袁滋，不过偶尔遇着两个，其余未遇着的，不知还有若干。因为有了这样的普遍的文化，所以北宋时，四川才能产出三苏和范缜诸人，苏子由说：“辙生十九年，书无不读。”倘非先有孟昶的提倡，他在何处寻书来读？若无名人指示门径，怎么会造成大学问？东坡幼年曾见出入孟昶宫中的老尼，二程二苏，与孟蜀相距不远，他们的学问，都与孟昶有关，子夏居西河，魏文侯受经于子夏。初置博士官，推行孔学。秦承魏制，置博士官，伏生、叔孙通、张苍，皆故秦博士。梁任公说：“儒教功臣，第一是魏文侯。”我们可以说：“宋学功臣，第一是孟昶。”
隋朝智者大师，居天台山，开天台宗，著有《大小止观》。唐朝道士司马承祯，字子微，也居天台山，著有《天隐子》，又著《坐忘论》七篇。《玉涧杂书》云：“道释二氏，本相矛盾。而子微之学，乃全本于释氏，大抵以戒定慧为宗……此论与智者所论止观，实相表里，子微中年隐天台玉霄峰，盖智者所居，知其渊源有自也。”（见《图书集成道教部杂录》）。由此知：凡是互相矛盾的学问，只要同在一个地方，就有融合之可能。五代中原大乱，三教中的名人齐集成都，仿佛三大河流，同趋于最隘的一个峡口，天然该融合为一，大约这些名流麇集成都，互相讨论，留下不少的学说。明道弟兄来川，召集遗老，筑台讲道，把它们集合来，融会贯通而断以己意，成为一个系统，就成为所谓宋学。
（七）苏子由之学说
